程万军：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类“相”

原标题：程万军：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类“相”

关于内阁，晚清时的中国人并不感到新鲜，因为这本是中国发明。早在十五世纪初叶，中国就有内阁了。

它的来历是这样的——

公元 14 世纪下半叶，中国进入大明王朝统治期。明朝的第一个统治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是为洪武时代。这个时代中国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君主高度集权。既然强化君权，则必然要打压士权，士权之首，即为相权。所以朱元璋建国之后，一共任命了四个丞相，看哪个都不顺眼。于是就废的废，杀得杀，相爷们均无善终。最终朱元璋制造了胡党案，利用这起明朝开国第一案，朱元璋将末代丞相胡惟庸连同中国丞相制度一起废掉。废相之后，明王朝再无士人和皇帝争权夺利，但也没人为皇帝分忧。

怎么办呢？超级强人朱元璋可以单干，他的子孙可吃不消。为了寻找帮手，公元1402年六月，通过内战（靖难之役）强行继承皇位的朱元璋四子朱棣(即永乐帝、明成祖)，登大宝后马上搞了个特殊机构——内阁。设大学士若干，辅政皇帝。

这就是内阁的来头。发明人：明成祖朱棣。

但请大家注意，明代朱棣发明的内阁，和近代乃至现代内阁，叫法一样性质却大不同。二者最大的差别，就在“权限”二字。明朝中国搞的内阁，它不是分权机构，而是为皇帝分忧机构，相当于皇家秘书机构，说白了，那些内阁大臣，不是与皇帝分权的，而是与皇帝分活的。

但是，500年后，规矩变了。内阁不是分活，而是分权。

1885年，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宣布立宪，成立了第一届责任内阁。经枢密院推举、明治天皇任命伊藤博文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后称首相）。当时对于内阁的职权与君主的权力，伊藤认识得非常清醒，在众人面前，给出过这样解释：既已实行宪法政治，君主权就不得不受到限制。所以宪法政治的意义就在于君主权受到限制，具体来说就是设置责任内阁与议会。

此言一语道破了日本近代化“内燃机”动力源——

分解了君权，提重了士权，增添了民权。

而此时对面的大清国，也有内阁，但却依然保留明制，它不是分权机构，而是为皇帝分忧机构，相当于皇家秘书机构，时任内阁首席大学士（称“协办大学士”）的，就是此前讲到的马关乞降伊藤博文的李鸿章。因为清朝的内阁协办大学士形式上可以居坐朝堂百官中央，所以李鸿章的“李中堂”的尊称就由此得来。

清朝的内阁大学士虽然派头不小，但其实和国家大权距离很远。中后期的清朝内阁甚至退为军机处“小打儿”。终清统治中国268年，君主独裁有增无减，士权就是“奴才遵旨”，民权更是无从谈起。

就拿李鸿章来说吧，他与大清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关系，传说很铁。但在太后眼里，李就是个老奴，李的荣华富贵，就是她老佛爷的一纸恩赐。慈禧讲“量中华之物大、结与国之欢心”，偶尔发泄民族主义情绪被西方打败，就派李鸿章前去签约卖国，李鸿章哪次敢说不去？晚清首席内阁大学士，就是为主子忍辱负重的“背锅侠”。即便在大清国形式最高元首光绪皇帝那里，对李鸿章也是说骂就骂。史料显示，每当李鸿章外交失利,光绪就怒责李鸿章，李鸿章只能脱下帽子,一个劲儿地磕头谢罪。

甚至，就连皇家的奴才也能欺负这位大学士。史载，圆明园守门太监向李鸿章要门包买路钱,李鸿章没理他,结果就被告状整得够呛，为了保住首席大学士之位，他不得不丢了一年的工资,花了“三万九千两”白银去打点皇家小鬼。

马关乞降后，年事已高的李鸿章心力交瘁，为了避避“问责卖国汉奸”风头，他不得不告假休憩。闲居期间,有人劝他引退,但他仍死死保住唯一的头衔——内阁大学士不放,把劝者骂了个狗血淋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大学士就剩下名誉了，这个中堂大人，终生期盼自己得到大权而未遂。

这副可怜的旧内阁大学士，又如何跟近代化的邻国新内阁首相相提并论呢？

日本的内阁首相，即便在天皇实君时代，也是国家的主政者。

根据《内阁职权》规定，内阁总理大臣“为各大臣之首”，其职责是“奏宣机务，承旨指示大政之方向，督统行政各部”；有权“考察行政各部之成绩，要求其说明以及检查之”，必要时可“令行政各部停止处分或命令，以俟亲裁；《凡法律命令均由内阁总理大臣副署”。可见，内阁总理大臣是与天皇并行的主政者，日本新政可谓“有限民主”下的天皇首相“二人转”。

史料记载，作为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见天皇，并不需要跪拜，而是鞠躬即可，并且天皇也要还礼，微微颔首。在国家决策层面，基本是内阁议政表决，天皇只需签字即可，并且，天皇签署的圣旨，必须有内阁总理大臣“副署”、即同时签字，才能生效下发。

由此可见，虽然明治宪法规定主权在君，但对于天皇权力的实际行使，却有明确界定，他要受国务大臣辅佐。也就是说，明治天皇作为独立个体绝对不能做政治决定，面对大臣的纷争时，也不能说支持谁反对谁。当时日本有重大决策时，要提前开御前会议，但是天皇在会议上是基本不发言的。史料记载，明治天皇曾留下如是家训：尽量不说话，实在不说不行的话，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

这说明天皇的至高权力多为象征性仪式性。比如甲午战争的时候，明治天皇一开始不主张打，表面上说四海为兄弟，实际是害怕打不过，但他的意见没人听。而当战斗真要打，建设海军遇到困难，天皇说我也拿出钱来，海军的事不能耽误，一下子又把反对派说服了。

但总得来说，天皇在现实中很少行使政治权力，实际上起作用的还是议会内阁真正的政治家，包括制定宪法、发展经济、教育等等政策，都在内阁建议之下进行。

从个人成长而言，其时明治天皇也是维新志士们手中的一颗棋子，他登基时只有15岁，是在伊藤博文这些维新志士的培养下长起来的。伊藤博文之于明治天皇，迥异于解缙之于永乐帝，李鸿章之于慈禧，却颇有中国东汉末年丞相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境。

正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依田憙家教授所说：“明治维新期间出台的无数大大小小的政策，所有的提案都跟天皇没有关系。明治天皇没有一次说‘你们去这样做吧’这一类的话。”

显然，明治天皇从本质上讲是立宪君主，也是受到法律约束的君主，天皇和大臣都要维护立宪体制。这和大清国天马行空、一言九鼎的太后君主相比，实在是当皇帝当得有些“憋屈”了。

然而，日本天皇的憋屈，正是近代日本起飞的动力源。因为治国，还得职业政治家、真正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