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书院：从官署到学堂

原标题：文史｜书院：从官署到学堂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朝

书院最初为读书的书楼。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于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起初是中央政府官方修书、藏书、校书、偶尔也为皇帝讲经的场所，性质为官署。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玄宗下诏改东都洛阳“乾元殿”之名为“丽正殿”（又名丽正修书院、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再下诏改“丽正殿”为“集贤殿”（又名集贤殿书院、集贤书院）。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发达并在全国迅速推广，书籍的质量不仅得以改善，而且数量大增。这就为民间或私家藏书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唐中叶之后，各地民间或私人创建的书舍、书屋、书楼、书堂、书院之类的设施涌现。在官方丽正书院、集贤书院首先以书院命名为“修书之地”“藏书之所”的诱发下，“书院”之名便在民间更广泛地流行起来。

中国最早的书院丽正书院

唐代的书院有多少所？《全唐诗》共提及民间书院14所，另据《唐代民间书院研究》和《唐代官府书院研究》统计，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40所。加上官府书院，去掉重复，唐代共有57所书院，其中48所书院可以确定地址。这些书院的分布成点状，散布于今日全国12个省、区、市。唐代书院普遍不具有学校的性质。学者研究发现，被信史明确记载的有讲学事迹的唐代书院仅三所。一是江西皇尞书院——“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二是福建松州书院——“唐陈珦与处士讲学处”（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三是江西东佳书堂（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入学。”（同治《九江府志》卷二十二）。我国教育史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虽然可以说作为“士子肄业之所”的书院教育至唐末已具雏形，但是规模甚小而且不甚稳定。清代文人袁枚在其《随园笔记》中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这句话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认为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二是明确指出后代书院的核心功能是教学，即所谓的“士子肄业之所也”，而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则不具备这一功能。现在来看，袁枚的这一论述符合历史事实。书院真正具有学校性质，是在唐末和五代基本形成的。在战乱纷纷的五代，与北方相比，南方相对稳定，因而所建书院更多。

宋朝书院演变成教育机构

宋初一统海内。随着战乱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读书就学，朝廷也需要大批治术人才。宋初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等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书院。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都是因教学有功获得御赐而扬名的。

嵩阳书院

经此一期，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得到强化，获得社会认同。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府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随着晏殊和范仲淹等人的加入，应天府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应天府书院前身为睢阳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并正式赐额“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陪都，应天书院又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北宋范仲淹在其《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写道：“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及至南宋，作为一种正式学校教育制度的书院，由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创立。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明确指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这段文字是说，五代至北宋（宋初），由于官学未兴，读书士子无处就学读书，于是大批学者自创书院讲学，满足了读书士子就学读书的愿望和要求，并且得到官府褒奖。

明代书院进入成熟推广期

书院的数量在明代出现大增。据统计，明代书院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远超唐宋元三个朝代的总和，分布在今天全国25个省、区、市，其中新建1699所。总体来看，明朝书院分为两类：一是重授课与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它们多被朝廷禁毁，如著名的东林书院。明代书院的分布总体上由先进发达地区向边远落后地区推进，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着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推广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以王守仁和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更值得注意的是，书院在永乐（1403—1424）年间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逐渐形成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

朱熹亲自讲学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宋代理学家朱熹出任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时，重建书院，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间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摇篮，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白鹿洞书院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后世几百年，其办学的模式为后世效仿，传至海外的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带。而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的岳麓书院，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赐“岳麓书院”额。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开书院会讲之先河，由此形成以“朱张之学”为正宗的学术传统。元承宋制，书院办学继续发展，规制日趋完备。

梁祝就读的书院仍在杭州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其中一段情节是：浙江上虞祝员外之女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州读书。途中偶遇会稽书生梁山伯，两人一见如故，于是就在柳荫下义结金兰，而后又在杭州万松书院同窗共读三年有余。求学期间，两人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相互照应，结下了很深的情谊。那么，“梁祝”就读的万松书院真的存在吗？万松书院确实存在。它位于杭州西湖南缘，曾是明清时期杭州四大书院之一、浙江最高学府。

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名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浙江右参政周木改辟为万松书院。万松书院是明清时杭州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文人汇集之地。明代王阳明、清代齐召南等大学者曾在此讲学，“随园诗人”袁枚也曾在此就读。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南巡时，分别赐额“浙水敷文”“湖山萃秀”。如今的万松书院，2007年被评为西湖十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