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园桃李一手栽：南开校友在国共两党居高位者众

原标题：两园桃李一手栽：南开校友在国共两党居高位者众

（▲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重庆南开中学看望师长和同学。图片来源：重庆南开中学，华龙网发）

摘要：张伯苓七十诞辰，周恩来与南开校友张厉生（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让张校长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来。第二天校园内就传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深，佳话山城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的爱国情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将张伯苓周恩来师生结成紧密的纽带，曾相互通信。

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在瓦窑堡致函张伯苓：“不亲先生教益，垂廿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他还请“负华北重望”的张伯苓“一言为天下先”，促成各方“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开放假一天，召开庆祝大会。张伯苓兴奋致词：“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龙飞、孔延庚《张伯苓与张彭春》）

不久，南开大学收到周恩来化名“约翰骑士”发来的英文复函，感谢南开师生致电慰问，并希望同学们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谈道：“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请你回到天津后，在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前代我问候。”

抗战期间，张伯苓多次致函周恩来，推荐进步青年赴陕北工作，重庆南开中学就保存其中一封。1938年1月16日，他致函周推荐：“兹有南开校友罗君沛霖愿到贵军作无线电设计制造及修理工作”；罗“考入上海交大机工程科”，“毕业后即服务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工厂，旋入上海中国顽强线电业公司部工作。为人聪颖干练，学力极佳。”

如此人才、如此专业，正是中共在延安渴求难得，当然欢迎，而且视为宝贝。1938年3月，罗沛霖进入中央军委第三局，参与创建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立我国第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座大型电子元件工厂，指导研制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第一代系列计算机。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苓以民族大义为重，撇开党派之争，以南开培养出周恩来为自豪。1938年5月，他应武昌中华大学陈时校长之邀演讲，公开称赞两校的两位共产党名人：“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

接着他又谈起国共合作共赴国难时艰：“最近，我乘船过三峡，过滩时，船上和坡上的人同心协办动手绞滩，平安渡过险关，我有感于此，回来写了信给周恩来同学，我说国共两党只有同舟共济，协同努力，战胜恶浪，才能冲破难关，获得胜利。”（吴先铭《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断》）

同月，武汉的108名南开校友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集会，欢迎前来为南开募捐的老校长张伯苓。八路军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表、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出席，并作为校友代表之一致词：“南开除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两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

会上放映南开和校友的有关照片，当出现长征途中留着胡须身穿戎装的周恩来照片时，张伯苓用手杖指着对大家说：“这个脑袋要值十万块钱。”抗战前蒋介石曾以十万元高价悬赏周恩来首级。

当即便有校友开玩笑回应：“校长，您可以领着周校友到蒋先生那里，向他要几十万块钱，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吗！”张、周和校友们听后一起开怀大笑。（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史研究室《无尽的思念──深切缅怀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统战工作期间，常到沙坪坝津南村3号看望张伯苓和南开师友，纵论天下大势，宣传中共方针政策，激励大家团结抗日。“师生二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到了下个周末，“周恩来依然照来不误。师生二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从来没有争吵过一样。”

周恩来尊重老校长，但对老校长追随蒋介石越走越近，在政治漩涡中越陷越深，颇不以为然。张甚至对周说，要毛泽东“赶快把你们共产党的摊子收了，拥护蒋委员长”。

1945年冬，军调处执行部成立，周恩来赴北平与南开同学、时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负责人丁履进谈道：“（张）校长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应该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类的政治工作。”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三番五次劝说张伯苓离开大陆，被张拒绝。据张孙女张媛和回忆，其中原委是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不久，张老友傅作义告知张长子张希陆（注：原名锡禄）：“周副主席告诉我，过几天邓小平来再作商谈，现在要想办法透消息给张校长，不要让他去台湾。”

恰好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要去香港，于是商量请他到港后找金城银行南京行经理王恩东（张伯苓的学生），请王设法将周恩来的挽留之意告知张伯苓（马樱健《张伯苓拒绝蒋介石赴台要求 领悟周恩来挽留之意》）。

不久，隐居重庆的张伯苓收到寄自香港的短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期的笔名，张阅信后有如服下“定心丸”。

他年事已高，叶落归根，有周恩来的关照和爱护，自然不愿背井离乡。中共执政后，周恩来确实庇护张伯苓及其家人，缓和大量的政治冲击（详见结局一节）。

1946年4月，张伯苓七十诞辰，很多南开校友和社会名流来南开祝贺，恰好有一付滑竿放在那里。

周恩来与南开校友张厉生（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让张校长坐上滑竿，把他抬了起来，引起在场的人拍手叫好。第二天校园内就传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深，佳话山城扬。”一时传为美谈。（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第316页）

陶行知曾题诗《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寿》：“‘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陶在“两园桃李一手栽”句下加注说：“国共两党皆有先生高足。”

南开校友在国共两党居高位者众，张伯苓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自豪地宣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

（2018年7月7日23:13一稿，7月31日02:23修订，【山水微言·237】。本文为《“燃志之师”张伯苓：“中国不亡吾辈在！”──“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史评之七》连载第2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