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叶挺、项英发生分歧内幕 周恩来从中调解

原标题：解密：叶挺、项英发生分歧内幕 周恩来从中调解

叶挺和项英

叶挺虽然就任新四军军长，但实权却掌握在副军长项英手中， 因此对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并不如意。

实际上，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大多是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红军骨干，因而和当时领导南方游击队的项英渊源甚深。叶挺虽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干部，北伐名将，曾参与和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但因后来长居香港，和十年内战中的红军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此次又是以非党人士担任的新四军军长，故而下面的干部、战士自然亲疏有别。

叶挺任军长后，介绍了许多非党人士来军部工作，如敌工部长林植夫，以及军医处的几名医官。叶挺还大量收容各沦陷城市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当时新四军军部非党人士之多，实属罕见。项英据此多次向中央电告，指责叶挺将新四军军部非共产党化了。

而叶挺也在一气之下，带了几十个人跑到粤西打游击，在中共中央的电告下，方才返回军部。

当时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政策，而项英作为他的忠实执行者，使新四军的发展很是缓慢。如新四军第4支队留守处及其掌握的一个由红军干部、便衣队员组成的警卫排， 在武汉失陷后即与中共鄂东特委机关一起，转移到白马山(现属新县)。当时日军扑向武汉，国民党军队在溃退途中遗弃大批枪支时，因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束缚，害怕“破坏”统战， 不让警卫排捡枪，也不让收容国民党溃军中要求参加新四军的人员，只是到了后来，地方上个别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在家无法存身，才被允许到白马山参军。直至11月份，警卫排才组成四个班，增加到50人。

1939年初，叶挺因和项英再次为新四军的发展战略发生分歧，叶挺一气之下到了重庆。

图为周恩来与叶挺、项英的合影。

周恩来对叶挺做了细致的工作，指出共产党对叶挺指挥新四军完全放心，让他放手去干，叶挺方才醒悟，反省自己因个人意气出走是不对的，决定重回新四军军部。而此时，中央已决定对王明的右倾进行清算，撤销长江局，新成立南方局，任命周恩来为书记。于是周恩来决定亲自送叶挺回新四军军部。

1939年早春2月的一天，丽日融融，春风阵阵，蜿蜒于黄山大小山脉之间的青弋江江面上， 一张两首微翘的竹筏正飞驰而来。竹筏上巍然站着全副戎装的周恩来副主席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竹筏上放着一张藤制躺椅，这是特地为周副主席预备的。可是，周恩来同志一定要让叶挺军长坐下，叶军长又坚持让周副主席休息，结果两人都并立筏头，那张躺椅一直空着。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略转变的历史关头，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肩负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托，冒着纷飞的战火，由重庆绕道广西桂林、湖南衡阳，经浙江金华、建德和安徽太平， 专程来到了皖南山区。

周副主席一到军部所在地罗里村，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汗未擦，脸未洗，就忙着召开各种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汇报；找新四军各位领导谈话，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这一天， 雨后初晴，碧空万里，漆色斑驳的陈氏祠堂(军部大礼堂设在这里)被新四军战士们装潢一新。大门两边“军民合作”、“抗战到底!”两条红色标语格外醒目。周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身穿普通的灰色棉军装，头戴新四军军帽，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叶挺、项英、陈毅等同志的陪同下登上祠堂的“万年台”。顿时，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周副主席微笑着站在主席台前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周副主席首先向部队和农会干部们宣讲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接着，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以来的国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严肃地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复说明：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形式出现的，但又不可束缚自己的手脚。他强调指出，我党的方针是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他最后号召，每一个党员和新四军的同志都要立足本职，为把我们活动的地区推进到敌人在中国的心脏南京、上海这个目标努力、努力、再努力。这次报告，从早晨8点开始，直到黄昏止，周副主席整整讲了10个小时。

周副主席来到军部后，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帮助新四军同志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周副主席同项英同志作了多次恳切谈话。项英强调“江南特殊”，说什么江南不比延安， 不宜自由行动。如要发展，就必然和蒋介石发生磨擦，国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听从三战区的命令。“这就是关键!”周副主席忽地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道： “迅速发展抗日力量，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关系着今后革命的成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放手地发展。”

接着，周副主席批评了项英，指出：“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甚至把蒋介石的‘演说’、‘宣言’编进新四军的政治教材，把党绝对领导的新四军称为统一战线的队伍，还要听从三战区的命令；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却缩手缩脚，不敢发动、不敢争取! 你们甚至连叶军长也不想要啊!”周副主席一边说着， 一边微皱双眉，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了。他说： “也许，我的话说重了。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啊! 你们可是不给他指挥权!连参谋处也不让和他住在一起，叫他指挥谁啊?可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很尊重叶军长，中央已经决定：叶挺同志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今后分会会议，一定要通知叶挺同志参加!”听着周副主席语重心长的话语，项英似乎受了感动，他猛地站起来，认真地说：“恩来同志，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周副主席握住项英的手说：“好，望你说到做到!睡觉吧，已在半夜了，明天还有大会哩!”

在周副主席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的努力下，纠正了项英的错误思想，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这个战略思想，指引和武装了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万众一心，去争取胜利。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1939年，我军在华中战场取得了重大的战略发展。在长江南岸，部队东进到太湖、巢湖一带，叶飞同志率领的老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向东猛进，突破了宁沪铁路，连续打了“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机场”等漂亮仗，一直打到上海郊区。

同年11月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下属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该部进入扬州、泰州及其经西的苏皖地区在长江北岸，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津浦路东西两侧分别建立了根据地，同年5月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此外，新四军游击支队向河南东进，开辟了豫皖苏边区，同年年底，成立了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斗争中，新四军由1939年初的3万多人，发展到年底的9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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