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想要靠“炒作”“作秀”出名，根本行不通！

原标题：在中国古代，想要靠“炒作”“作秀”出名，根本行不通！

现代大众传播学认为，名声是公众对某人品行的公允认知和对其才能的客观评价，这种认知和评价不是当面恭维和逢场式颂扬，而是人们于私下所发出的由衷议论，直接影响和左右着一个人的口碑和人格。

在我国封建社会，尽管人际交往对象不如当下这么众多，社会交流范围也远不像今天这么宽泛，但文人士子的名声却更加为社会所高度关注，特别是为文人士子自己所在意。

名声是社会给予一个人的精神待遇

“一举成名天下闻”，名声是社会给予一个人的精神待遇。如果说一个人姓名是其社会存在的标志，那么一个人的名声则是其社会存在状况的表征，人们可以从名声中得到某种隐秘的心理满足，一个人名望显赫、声誉飞腾，表明这个人在很大范围内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与垂爱，这是一种个人价值的体现和实现，名声也因此给个人带来了自信与自豪。

而作为中国古代不耕而食、不富而贵的社会阶层，文人士子的名声更有其值得特别强调之处。

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在“里仁”篇中倡导：“士志于道”“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知己，求为可知也。”此处的“道”具体指向是什么？“立”的文化根基何在？“为可知”该怎样理解？质而言之，就是道德文章这两个基本选项。长期以来，中国主流社会往往用道德文章来蠡测和衡量文人士子的名声，而文人士子也大都以道德文章来要求和提振自己的名声。

东汉张衡在《应间》中主张“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患知之不博”，这正是对文人士子上述价值观的深切表白和极力推崇。

名声经由潜移默化过程注入社会心理和大众记忆

在封建社会公共空间相对逼仄和传播渠道较为稀缺的境况下，名声如同一种老旧传播方式所推介的作品：名声恰似空气一样氤氲流动于公众的口与耳之间，大众经由口口相传的简单传播模式不断强化某人的名字、功德与业绩；尔后，大众又自觉不自觉地在许多境遇和时机传颂这个人的名字、功德与业绩——名声就是经由这一潜移默化过程注入社会心理和大众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人士子的名声很难通过“炒作”“作秀”来完成，而只能借助于自身的实际行动与真诚修为，才能被大众接受承认服膺，进而再经过史书的记载传承与推衍普及，赢得后世公众更为广泛的赞誉和礼敬。

比如东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教育家任末，年幼时与景鸾等学者去都城洛阳求学，通晓谙熟《五经》，尤喜精读深研西汉齐人辕固生所传《诗经》且别有心得，于京师游学教书十余年。

但别有意味的是，任末名垂史册既源于他的高深学问，也源于他爱友尊师的义举。《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

当然，在古代通常情况下文人士子的名声取决于他们的渊博学识与满腹经纶。据《后汉书·儒林传上·戴凭》记述：东汉光武帝时，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结果经学家戴凭一人辩无不胜，“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 戴凭凭借口若悬河的议论击败了朝廷上所有儒生，声名远播，名扬天下。

这种通过以学识为基础的当庭辩论而获得的名声，从学而优则仕的角度看不仅“含金量”高，而且获得的奖励也非常现实。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不难发现“国有遗贤”虽为封建社会通则，而“读书种子”散落民间更是不争事实。这类文人士子由于不在“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则显现出他们的“名望与声誉”具有更为强劲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名声日益炽张后，能够游离肉体之躯而独立存在

名声最初是与某人的肉体之躯相互对应互相契合的，但是当名声日益炽张渐趋隆盛之后，它是能够游离肉体之躯而独立存在的。

文人士子在中国古代居“四民之首”，原本社会地位就高，一俟他们在道德文章方面有了名望与声誉，更使其在各类社会群体中享有独特的尊崇与特殊的荣耀。

北宋初年为人敦厚、不慕荣利的饱学之士王昭素到市场上去购物，“县人相靠曰：‘王先生市物，无得高取其价也。’” 元代浙东知名理学家韩性，文辞博达儁伟，求学者甚众，以至于“户外之履，至无所容”。他离家访友之时，“负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厮役，咸称之曰‘韩先生，韩先生’云。”更让人惊异的是，文人士子的名声甚至对于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也有一定的震慑功能与威慑作用。

著有《三礼说》《九州志》、《勤斋文集》等著作的元代名儒萧惟斗，名震一时，声重一方，其乡党某人暮归遇寇，危急之时突生一智，谎称“我萧先生也”，“寇惊愕释去”。

古代文人士子的名声还能释放出熏陶功能和教化效用

古代文人士子的名声，不仅为其本人及家族带来诸多荣耀和礼遇，在很多时候还能释放出熏陶功能和教化效用。清代康熙年间广东新会学人胡方，治学严谨，为人宽厚，敦崇实行，享誉一方，其时乡曲顽皮弟子偶有劣行被官府缉拿者，大都愿意接受皮鞭责罚，而“不愿闻其事于方者”，在他们看来“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犹可，胡君愧煞我。”

由此可以断言，文人士子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当然，名声的生成需要文人士子的艰辛付出，而其保养守成则更非易事。屈原在《九章·抽思》中告诫和提醒后人：“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文人士子名声的形成，一方面需要自身坚持不懈的修炼与磨砺，另一方面则需要广大民众的认知与宣介，时下那种依靠传媒的曝光炒作也许可能喧嚣于某一时段某一空间，但绝不可能长久地存留于世道人心，而是否长久地存留于世道人心且历久弥新，无疑是名声价值的根本所在。

由此可见，梳理和解读文人士子的名声，对当下知识分子加强自身修养不无启示意义与镜鉴价值。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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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樊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