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猪同行”中国古代猪类的驯化与饲养（文字版）

原标题：“与猪同行” 中国古代猪类的驯化与饲养（文字版）

“谷豕是飨”的农耕传统曾对中国周邻地区产生过广泛的辐射影响， 同 时 猪 的 驯化与饲养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意义重大。

中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猪类驯化和饲养中心，猪的驯化、饲养与选育技术在中国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甲骨文中的“家”字便写为 ，即房屋里面有一头猪，其本义为蓄养生猪的稳定居所，后来才引申为今天我们熟知的涵义。另外家猪还是中国古代先民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可见它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一直至今天也依然如此。“谷豕是飨”的农耕传统曾对中国周邻地区产生过广泛的辐射影响，同时猪的驯化与饲养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也意义重大。

我国猪类资源十分丰富，其系统演化过程也相当完整，并有多学科的证据表明我国家猪是由全新世的野猪驯化而来的。目前，国际动物考古学界研究初步显示，猪类驯化经历了一个跨越数千年的漫长过程。尽管野猪与较成熟的家猪在身体形态与比例上有较明显的区别，但在驯化初期的家猪骨骼形态的变化可能并不十分明显，这一时期的家猪的判定工作则更多的依靠考古文化现象和新的科技手段，如食性分析、牙釉质病理观察等。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与猪相关的文物为中国古代猪类的驯化和饲养提供了宝贵的物证，弥足珍贵。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前仰韶文化时期

到了前仰韶时期（距今 9000~7000 年），家猪饲养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渐已出现。其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即出土有家猪骨骼标本，年代可早至距今 9000 年左右，这是目前可确认的国内年代最早的家猪。由于该家猪标本的齿列扭曲，而这种骨骼形态变化需要较长时期的积累，故而表明我国家猪驯化的时间还可往上追溯。当然，家猪饲养作为一种生产经济，其起源终究不能脱离新石器时代早期（约距今12000~10000 年）及其初步发展的考古学背景。大致可以推断，我国猪类驯化的时间可能早到距今 10000 年左右，但应不会超出距今12000 年。

对于前仰韶时期各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猪群的群体特征（身体尺寸、年龄结构、性别比例、数量比例等）的比较研究表明：它们显现出较鲜明地域差异，至少整体上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大的类群。贾湖遗址猪群和跨湖桥遗址猪群间的南北差异还得到了二者内部可确认为家猪标本的印证，这为我国家猪多中心起源提供了较确凿的动物考古学证据。结合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证据，我国猪类驯化可用“本土多中心起源”来概括——它既是本土起源的（而不是从境外传入的），同时又是多中心起源的。

▲家猪到野猪身体比例变化图

针对我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家猪起源的道路应该是独立地驯化本地的野猪，可称之为原生型。但同时也不排除一些地区存在另一种途径，即直接从外地引进家猪（单纯的驯化技术的辗转流传则不包括在内），可称为再生型。后者目前可以三峡地区为例，首先，该地区玉溪遗址下层遗存有明显的外来的老官台文化因素。其次，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该遗址的猪群测量尺寸远小于本地的野猪种群尺寸，表明其驯化程度已较高，作为三峡地区最早出现的家猪，它应不是直接驯化自本地的野猪。由于其尺寸明显与老官台文化遗址同类数据更为接近，大致可以推断三峡地区最早的家猪是从汉水流域老官台文化传播而来的。

* 老官台文化，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因首先在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发现而得名。后来发掘了规模较大、同类遗存内涵丰富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故也称为大地湾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省境内的渭河流域，重要遗址包括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华县老官台遗址、临潼白家遗址、汉中西乡李家村遗址等。

我国有关于“拘兽以为畜”的古文献记载。可以推测，古代先民在不断接触野猪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野猪的生活习性。随着定居生活逐渐稳定，居址附近可猎取的野生动物资源会日渐减少，为了开发更多、更稳定的肉食供应，特别是应付季节性的肉食短缺，人们开始对野猪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喂养和繁殖，逐渐将它把驯化成家猪。一般而言，大部分地区驯化的动机应是为了获取肉食，比较明显的证据是大部分地区猪类驯化出现之后，猪在人们肉食构成中的比例明显增加。以中原地区为例，从距今10000年至7000 年间猪的肉食贡献率由平均10﹪剧增至 70﹪左右。如果驯化目的不是为了肉食供应，我们则难以解释这种比例变化的现象。当然，个别地区猪类驯化的最初原因可能是为了祭祀的需要，例如西辽河地区。该地区存在较明显的“猪灵崇拜”，兴隆洼遗址 118号墓（M118）出土“人猪合葬”就是例证。兴隆洼文化对猪头骨的一些特殊处理方式与日本东北部的鄂霍次克文化（オホーツク文化）考古学材料和阿伊努人（Utari）民族志材料中的熊祭仪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很可能，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约距今8200~7400 年）先民开始喂养野猪为祭祀做准备，并在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家猪饲养。当然，“祭祀起源”模式还有待于更多的证据补充。

▲家猪到野猪身体比例变化图

仰韶文化时期以降

仰韶时期（距今7000~5000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家猪饲养均有较明显的发展迹象，但不同地区家猪饲养业的发展轨迹不尽相同。在动物考古学上，这可通过各个时期猪的数量比例（即其肉食贡献率）来进行大致的评估。实际上，各地区先秦时期的家猪饲养业的发展过程与本地区古文化发展轨迹是大体一致的，至少其饲养规模峰值的到来时间是与之密切相关。其中太湖地区表现得最为完整，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这种文化间的波动在家猪饲养业中也得以明显体现：良渚文化时期，该地区家猪饲养达到最大规模，但至马桥文化时期，又陡然回落。

当然，气候变化也会对某些地区的家猪饲养情况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例如西北地区，在齐家文化时期该地区家猪饲养达到最大规模，但此后由于气候向干冷化发展，家猪饲养逐渐退出了当地人们的经济生活，至战国时期，已基本绝迹。另外，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也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家猪饲养业的发展，如华南地区，在漫长的史前文化发展过程中，其家猪饲养规模一直保持着较低水平。华南、太湖等南方地区家猪饲养规模明显低于中原地区，这也可部分地归结于南方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相对优越，它限制了当地人们扩大家猪饲养规模的积极性，当然文化发展本身是主要原因。由于较大规模的家猪饲养在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最早，沿续的时间最长，基本可以认为该地区的家猪饲养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贾湖遗址出土中国最早家猪骨骼标本

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养猪实践中，因地制宜，发展出不同的家猪饲养方式，概括起来有放养、圈养以及圈养与放养相结合的方式。喂养的饲料也明显存在地域差异，更多地与当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相关。

在品种与选育方面，史前时期我国遗址猪群间的地区差异一直存在，这可能与各地家猪品种的初步培育有关。到了商周时期大部分地区遗址猪群的尺寸大小差异已远不如史前时期那么明显，这种逐渐同步的现象可能与地区之间家猪品种的直接或间接交换有一定关系；从下颌臼齿测量尺寸所反映的缩小程度来看，中原地区在品种培育方面明显处于领先地位。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开始出现成熟或改良的家猪品种“殷墟肿面猪”——我国考古最早确认的家猪品种。

▲中国考古最早确认的家猪品种

殷墟肿面猪骨胳标本及考古发掘现场

从出土猪形文物来看，商周时期，中国南北方培育的家猪品种至少有北方大耳猪与南方小耳猪两种。今天则发展到 72 个家猪地方品种，占了全世界家猪品种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世界上家猪品最丰富的国家。有一些优良的猪种会对外输出，如广东猪种还被英国人引进，通过与英国本土猪、暹罗猪杂交，形成肉脂兼备型的新品种巴克夏猪。我国古人在饲养家猪的过程中，还发明了相猪、阉割等选育技术，如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都表明阉割技术最迟在西周时期已出现，这是我国古代先民的一项伟大贡献。

（文中部分图片由吕鹏先生绘制，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现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部主任，曾师从于著名动物考古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主任袁靖研究员，获动物考古方向博士学位。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被评为“2012 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