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游行：未获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自主行动

原标题：“一二·九”游行：未获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自主行动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图片来源：中央档案馆）

摘要：北平学联成立、“一二·九”游行未获得上级党组织支持，更未获得批准或授权。元老派的观点有错，并非每人全错，对发动学生以持续罢课游行的方式干革命表示质疑，有其合理性。

上级之间分歧：“少壮派”VS“元老派”

“一二·九”运动期间，中共北平市级组织的严重意见分歧始终存在，“左”的阴影始终干扰。不仅在工作方式上不合拍，而且在生活习惯上不合拍，更头痛的是在战略方针上也不合拍。只好由上级的上级刘少奇、彭真来解决。

“一二·九”游行之前，北平临委有两派：一曰少数派，一曰多数派。

1935年，北平市委被破坏，北方局决定由未被破坏的北平团委为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主持北平党的工作。是年秋，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四人商量，将黄河水灾赈济会转变为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抗日团体。但在北平临委讨论时，分裂为两派，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无法统一、无法行动。

以临委书记王学明、组织部长朱子贞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认为党员分散后，“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姚锦《姚依林百夕谈》）

以彭涛、谷景生为代表的少数派，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临委多数派认为其右倾；提出“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口号，临委多数派又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最终，彭涛被临委多数派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撤销其临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蒋南翔回忆，向他布置起草“一二·九”、“一二·一六”宣言的清华学长何凤元，“可能是临委中支持彭涛的少数派”。

姚依林回忆，“由于对形势看法上的分歧，临委分裂了，连开会都开不起来。”彭涛多次催临委书记王学明开会，他就不开。彭涛就和姚依林等人商量，达成共识：“他不开会就自己干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

1982年8月12日，姚依林在同范瑾、兰铁白等谈话中又说：“围绕能不能举行这一次公开示威游行（指“一二·九”），北平市临委因为发生争论就不能开会，王学明放弃不管。彭涛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北平学联“是在北平市临委临时不起作用、分裂的状况下，自己搞起来的”。

所以严格而言，北平学联成立、“一二·九”游行未获得上级党组织支持，更未获得批准或授权。在北平临委书记及多数同志的反对下，北平学联的“四大台柱”顶住压力和风险，组成一个核心团队全程指挥。

这“四大台柱”中，只有两个党员：辅仁的彭涛和清华的姚依林；北大的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1932年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时被捕，1933年经其叔俞大维保释），女一中的郭明秋是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不是党员。

1944年6月，周小舟写自传时披露北平临委内部的矛盾：“彭、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的，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陈家鹦《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彭涛》）

彭涛、谷景生、周小舟要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河北省委裁决，临委多数派不予转递，还将三人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王凡《档案解密：听昔日领导者讲述“一二九运动”》）。周小舟此时不是临委委员，但支持临委少数派，只好自己赴天津向北方局（即河北省委）报告。

1935年11月，北方局决定撤消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新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同时派出联络员李常青。

北方局虽然改组北平市级党组织，没有追究惩罚擅自行动的临委少数派、北平学联，但不意味着鼎力支持“一二·九”运动。姚依林的回忆颇有微妙之处。北方局联络员李常青“找临委几个人谈话，他两边都听，……但不表示态度”；“那时北方局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李大章。在‘一二·九’运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我感到北方局无明确的态度。”（彭定安《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

姚依林在另一次回忆中，又说：“李常青同志对我们的行动采取中间态度，既不热情支持也不反对。”（兰铁白整理《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

中国坚决抗日，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苏联利益。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在莫斯科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

此时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消息闭塞，和共产国际和各地党组织联系很困难。北平党组织、左派学生比中共中央更早知道、更早贯彻“八一宣言”。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彭涛、谷景生等临委少数派的意见是正确的，符合“八一宣言”精神。

“一二·九”游行之后，北平市委又有新的矛盾、新的争吵，形成两派：一曰少壮派，一曰元老派。

两派的“带头大哥”都是清华学生，前者是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清华中文系），后者是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徐高阮（清华哲学系）。韦君宜回忆：“当时把冲劲大、愿打愿拼的一伙人称为少壮派；会讲马克思主义，主张行动稳健的老资格们被称为元老派。开起会来，两派经常争吵。”（《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

徐高阮等元老派公开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论共产党问题》等文章，鼓吹青年拒绝中共的影响，要“无条件统一”，主张解散北平学联、民先队；蒋南翔等少壮派，则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尽管有蒋去监狱探望徐的患难之谊，涉及原则问题，两人仍然“割袍断义”。

客观而言，元老派的观点有错，并非每人全错。前文所述的燕京党支部与北平学委关于游行的分歧，其实就是元老派朱南华和少壮派蒋南翔的分歧。朱南华和燕京党支部支持革命，但对发动学生以持续罢课游行的方式干革命表示质疑，有其合理性。

北平市委的内部矛盾已干扰正常工作。1936年六七月间，徐高阮致信北方局，“全盘否定北平市委以至全党的工作，提出‘过去全党是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瓶子不能装新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改组北平市委。”刘少奇写了《关于北平问题》一文，批评徐高阮等人的观点，在《火线》的“北平问题专号”发表。（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

1936年9月，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代表北方局到北平指导工作。化名“老魏”的彭真听取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李大钊之子）和清华党支部书记赵德尊的情况汇报，又到清华学生宿舍平斋地下党员杨述处住了3天，实地考察清华党组织情况，找蒋南翔、徐高阮等人谈话。

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彭真批评中共北平市委的工作，包括：不会动员群众进行公开活动，使政治斗争脱离群众的日常斗争；只注意机械地服从组织，因而束缚了同志们的创造性；一些优秀干部长期使他们闲散着，并常常打击一些干部等（赵晋《彭真七七事变前在北平》）。

彭真此行最关键的一个决策，是敏锐地发现北平党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学生中，学生党员占了北平党员的绝大多数。北平党内也有意见，“此后北平的学生运动，最好由学生运动出身的学生同志自己来领导”。

彭真向李葆华提议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北平学委”）。第一任学委书记是黄敬，一个月后蒋南翔接任学委书记。彭真还宣布：北平学委直接受北方局领导，由他直接负责联系。

此后，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职责就由北平市委移交给北平学委，北平学联、北平民先队、全市各大中学校党支部统归北平学委直接领导。1936年12月至1937年1月，彭真在张瑞芳家两次主持召开中共北平学委扩大会，蒋南翔、黄敬、李昌等参加会议，肃清徐高阮等人错误思想的影响。

不久，徐高阮被开除出党，后在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1949年随傅斯年去台湾任职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

（2017年8月8日01:10，【山水微言·165】。本文为“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之六，“蒋南翔史评三重奏”之青运篇，连载第9节，已在FT中文网部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