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克诚大将长女黄楠：为什么中国的共产党人和老百姓不要命的干革命

黄克诚大将

“为什么中国的共产党人和老百姓不要命的干革命呢？”讲座一开始，黄楠就向大家提出了这个问题。她通过讲述父亲的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了求翻身得解放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自幼家境贫寒 寻求救国方针

黄克诚，1902年10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一个农民家庭。黄楠说：“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开始还有一点田，后来借了高利贷，田卖掉了，日子就更难过了。他有一个姐姐，因为没钱治病，也嫁不出去，在家里受歧视，在外面也被人骂，觉得生活无望，就上吊死了，这件事对父亲的刺激特别大。”黄克诚很小就开始干活，捡粪、放牛、拾草……田里的事情能帮什么就干什么。黄楠接着说：“因为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民风强悍，有时候会打街斗，所以族里人想，是不是需要培养一个孩子去读书求点出路，如果打官司，自己有读书人也好写状子，于是在族里就选上了我父亲。”这样，黄克诚在族人的支持下，9岁开始断断续续上了几年私塾，有钱的时候就读两天，没钱的时候就回家种地，一直读到十七八岁。

1922年，黄克诚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以为考上以后就有出路了，家里的情况会慢慢改善。可到了学校以后他才发现，像他这样穷人家的孩子，毕了业，即使想找一个临时的小学代课老师，或者是临时的抄写员这种职位都很难。黄楠说：“当时，父亲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自来人生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学了几何能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说明他当时对生活是陷入了一种非常无望的状况。”

黄克诚大将长女黄楠

衡阳师范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不断有各种各样的学生运动。在学校革命传统的氛围下，黄克诚从开始的只关心个人前途，渐渐转变为开始关注周围的情况，他发现不光是自己活不下去，老百姓的日子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也被帝国主义欺负得一塌糊涂。于是，他开始去关心各种各样的救国理论。“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无政府主义、进化论这些救国的方针都在学校里流传。他看了好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还有各种哲学的书，特别是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父亲觉得这才是穷人真正求解放的道路。他就开始下决心要加入共产党。”黄楠讲道。

黄克诚是1925年10月在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和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黄庭芳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黄克诚说：“加入了党的组织，兴奋的心情好像使我换了一个人。此时，我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寄托，思想上更加充实，心胸豁然开朗，参加群众运动的积极性更高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克诚人生中一次最重要的转折，奠定了他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基础。从此，实现共产主义，成了他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他都矢志不移。

千里寻党不辞辛苦 战争年代舍身忘死

入党不久，黄克诚受组织派遣赴广州进入中央政治讲习所学习。北伐前夕，即1926年6月下旬，讲习所学员提前结业。黄克诚向党组织申请参加了北伐。

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克诚

黄楠讲道：“父亲虽然是农民出身，却天生是个近视眼。他参加那个部队是唐生智的部队，这支部队从广东北部出发，打过湖南，打过湖北，一直打到郑州城下，这一路的跋山涉水，让父亲见识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使他懂得了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

北伐军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为将士送水送饭，这也使黄克诚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力量。

谁也没有料到，在北伐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汪精卫竟然公开背叛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展开血腥屠杀。唐生智为准备反共也率部回师武汉。此时，黄克诚所在的第2师第4团驻湖北孝感，他任该团政治指导员，凌兆尧任团长。对于这一系列事件，黄克诚非常震惊，极为愤慨。但由于得不到党组织的明确指示，他无法了解事变的真相。“和他一起在军队工作的共产党员纷纷离去，党员秘密的碰头会不开了，和他单线联系的组织关系也断了。父亲在迷茫中度过了三个月。他担心日子久了，会失掉党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去武汉找党。”黄楠说。

当时，武汉已完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找党的关系非常困难。几经辗转，1927年11月，黄克诚回到家乡永兴。在永兴，黄克诚同湘南特委永兴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并介绍李卜成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永兴暴动。之后他北上井冈，重返湘南，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

湘南暴动失败后，黄克诚又一次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8年10月初，黄克诚和李卜成回到家乡潜伏。一段时间后，他又离开家乡，开始了取道武汉、南京到上海找党的艰苦历程。

上海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黄克诚和李卜成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但由于白色恐怖气氛很浓，党的活动是在极为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党组织，他们心里没有把握。

黄克诚和李卜成在上海住了两个月，还是没有找到组织，而生活越来越拮据，心里非常焦急。他们决定先去找个职业谋生，再慢慢寻找组织。但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佣工行，得到的答复都是：女工尚可考虑，男工一概不招。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了，黄克诚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凌兆尧的名字。当时凌兆尧在国民革命军第53师第158旅当旅长，驻防唐山。想到北伐时两人工作配合得不错，黄克诚立即给凌兆尧写信求助。凌兆尧很快回了信，并寄来20块银元。黄克诚绝处逢生，得以渡过最困难的关头。

这时，黄克诚在三师的同学、也在找党的曾希圣由南京来到上海，并通过他的哥哥曾钟圣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曾钟圣即曾中生，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科长。黄克诚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由曾希圣通过曾钟圣转交党中央，请求恢复组织关系。党中央很快承认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看望，接济他们的生活。黄克诚终于找到了党，身心都有了归宿，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

后来，黄克诚又有好几次失去了党组织的消息，在寻找党组织的过程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危险，但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执着的信念和舍身忘死的精神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死考验。

这期间，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鲜血流成了河。黄克诚反复思考着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须抓军权，掌握枪杆子，否则，共产党仍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他决心离开城市，到游击区去重搞武装斗争。

他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找到联系人徐德，将自己的经历与想法详细地作了汇报，并请徐德立即转报中央军委。军委通知黄克诚到鄂南游击区去，并指示他立即启程。

黄克诚从此结束了一年来流离辗转于白区的生活，开始走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抗战爆发前夕的黄克诚

抗日战争初期黄克诚（左一）同邓小平等人合影

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讲真话

全国解放前夕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了建国初期湖南境内的剿匪作战、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各项工作。1952年11月，黄克诚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主持建立全军后勤工作的正规制度。黄克诚到任后，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狠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在很短的时间里，主持修订、制定各种规章制度80多项，为后勤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4年，黄克诚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当时部队现代化的条例，军队院校的建立，还有现代化装备的制造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黄克诚主持，军委一项一项地落实细化和制定出来的。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1958年10月，黄克诚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组织全军实施精简整编，加强正规化与合成化建设。

1956年黄克诚与朱德

对于父亲的实事求是精神，黄楠回忆说：“父亲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党员，是党的干部，跟党的领导在党的会议上来讨论党的工作是一定要讲真话的。他说党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因为有了问题，有了错误大家好好的提意见，最后找到了正确的做法，这样才能纠正错误。所以，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得实事求是的讲真话，这样党的事业才能前进。”

“当然，他也坚持另一条党的纪律，就是对所有这些工作的意见一定要在会上讲，不能会上不讲会后乱讲；跟领导人提建议一定要当面讲，不能当面不讲，背后乱讲。所以，1959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直言批评，同彭德怀等人一起被定为‘反党集团’，受到长期审查并被撤销一切职务。”

1958年2月，黄克诚（左二）、谭政（左一）和陈明仁（右一）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军队代表小组讨论

身处逆境依然乐观坚定

“文化大革命”中，黄克诚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4年初，在外地工作的大女儿黄楠第一次去看关押在北京的父亲。

黄楠动情地向大家回忆了那天的情景：“那天天气很冷，关押父亲的那个营房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条长板凳。我一进去，看见父亲面色憔悴、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笑眯眯的看着我，我当时心里百感交集，强忍住悲伤急忙问他：‘爸，你好不好，你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你的老毛病怎么样了……’因为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好多年没有见过他，就想知道他过的好不好，所以我一股脑问了他好多问题。父亲听后一挥手说：‘好！吃得饱！’我当时就愣了。不等我说话，父亲接着说：‘不说这个了，你们工厂生产怎么样啊？农村的收成怎么样啊？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啊？’自从父亲被关押，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我只关心母亲的身体，对父亲问的这些事情哪会了解。后来父亲在《回忆录》里还批评我们一问三不知，不关心国家大事。”黄楠接着回忆道，“那天和父亲谈话时了解到他被关押时每天会数着步子走20里路，每天大声的念报纸、读马列、练字，不舒服了还自己给自己做按摩。他没有想过自己过得好不好，没有想过孩子们过的好不好，他觉得孩子们有饭吃就好了。他一心念着的是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我没有看见他的颓丧、悲哀，也没有听见他的牢骚，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看见了共产党人不屈的意志和信仰的力量。”

后来，黄克诚还把当时的境况写成一首诗：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做学房。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也香。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通过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家身处逆境时心胸豁达的品格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黄克诚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想的是人民，是共产主义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庐山会议所作的错误决议，黄克诚同志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任中纪委第二书记。他虽年迈体弱，双目几近失明，仍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直至他病重住院后，仍十分关心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建设，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工作中的黄克诚大将

“为什么中国的共产党人和老百姓不要命的干革命呢？”黄楠说：“我说一组数据，1949年中国的人均GDP是世界倒数第一，换句话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生活在很多地方的人活得比现在的非洲难民都要苦，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真的活不下去。”

“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赢？因为有一群真心实意的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们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交给了中国的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