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李鸿章有两次胜日良机但注定抓不住

原标题：程万军：李鸿章有两次胜日良机但注定抓不住

甲午战前十年即1885年，清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天津谈判，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第一次会面。

时年62岁的李鸿章与比自己小18岁的伊藤博文坐到谈判桌上，不禁有些得意，自以为“姜还是老的辣”。那时朝鲜甲申之变清军占得先机， 袁世凯已经赢得中日垫场赛， 以2000清兵胜日本200护卫兵， 平息了兵变， 掌控了那里的政局 。

作为袁世凯的顶头上司、高居北洋大臣之位的李鸿章，此时也不免小看了日本。面对他的谈判对手——日本全权大使、宫内卿伊藤博文， 显得比较高傲。当分歧过大，谈判要崩时，李鸿章勃然变色，厉声喝斥道：我大清并未有错，若谈判破裂，我就只好准备打仗了。

谈得成就签，谈不成就要打。

这股气势整得伊藤博文也没底了，不知北洋的火力有多猛，为了知己知彼，再观察观察，只好悻悻然做了让步。在伊藤的力主下，没有做好战备的日本明治政府采取了见好就收态度，与清廷签订了平分朝鲜监国权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李鸿章以为，这是自己取得的一场对外 重大胜利。但同时也感到对面这位对手英气逼人。条约签订后，对于伊藤，他给了这样一番评价：

“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这句话是称赞伊藤博文比较干练成熟，善于以拿来主义治国，十年后必成中国强劲对手，对此人不可等闲视之。

此话听起来是富有远见的，且对伊藤评价甚高。但本意却不是警醒，而是外交辞令溢美之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年过后，大清国和他李鸿章什么也没变，而日本及拜相的伊藤博文却如日中天。

对于李鸿章及大清国的命运而言，这无异于一次乾坤倒转。

1895年4月，昔日平起平坐的两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个叫伊藤的晚生居然以“父国”之态对一老翁发号施令了——

“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清国为战败者的事实。因清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增派之大军开赴战地，北京的安危便难说了。清国全权大臣能否安然回北京，恐怕也不能保证。”

这是日本首席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端坐日本马关春帆楼，对前来日本乞和的清国使团长李鸿章的最后通牒。意思为：你要放老实，弄认清一个现实。这是胜者对败者的交流，如果不按我们的意思办，别说你们的国家、首都有可能被我们攻占，就是你们个人能不能安全回国都是问题！

我们知道，清日谈判地的马关位于日本山口县，其实日文又称“下关”，而春帆楼以烹调河豚闻名，日语“豚”即猪。伊藤将谈判地点选址如此，是不是寓意为在下关烤猪，羞辱李鸿章，给大清团来个下马威？待考。

总之，伊藤这话说得实在够硬。但这个硬却不是鸭嘴之硬。他不是用嘴炮吓人，而是有底气有战绩做支撑的。

伊藤的底气来自甲午战果，这也是双方谈判的背景——日军水陆全胜，陆上平壤之战、辽东之战，海上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清军四战四败。

有句话说得好：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大清代表团就应了这句话了。他们马上认签的近代中国耻辱之最《马关条约》，就是被日方连打带吓的结果。

此时，两国最高谈判代表的气质亦成强烈反差。

一个精神抖擞，另一个形容枯槁。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气质差距，恐怕不仅仅来自年龄差距。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李鸿章此时已到坎儿上，73岁。而伊藤博文尚属英年，55岁。最重要的是，是话语权与胜负关系。

作为战败国谈判代表，李鸿章等人是按照日方指令抵达日本马关，4月1日落坐“春帆楼”开始和谈的。伊藤博文提出割地赔款等六大条款，可谓 中国近代“史上之最”城下之盟。所割之地竟包含清廷满人统治者的祖地，此外，还要欢迎日军强行进驻，同时提供军费，堪称奇耻大辱。

如此苛刻的条件，清国哪个代表敢应承？还在他们集体踌躇之时，伊藤厉声恫吓，说了上述那番话。

此时，清国首席代表李鸿章的表现比伊藤十年前还要乖张。完全处于下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剩哀求一策。史料记载，李鸿章所能做的，就是在赔款数额上讨价还价。为了少赔几两银子，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出了这样一番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这就话的意思是说，你让我们割地赔款可以，但总得容功夫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你要让他长大，又断了他的奶，岂不让他死路一条？

这话说得真叫可怜。国内不可一世的李中堂，面对外国首相威风扫地，其苦苦哀求之状，犹如老鼠见猫一般。

此刻，看着对面身着满洲服饰、留着长辫的李鸿章，伊藤不知做何感想。想当年，宋金和谈，李鸿章的汉人祖先面对满洲女真人祖先，也是先行露怯，最终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宋自降身价，但也不过是以叔侄相称。而今，李鸿章代表征服他们的主子，竟对昔日“倭寇”自称“养子”，情何以堪？

然而，同情归同情，具有务实文化传统的日本，认的终归是实力。结果，伊藤不为所动。坚持要李中堂依照日本版本结城下之盟。期间，还是日本激进分子帮了倒忙，给李鸿章来了一枪，刺杀未遂。于是，看在李老翁受伤的份上，伊藤免了五千两赔款。

最终，在4月17日上午，双方签订《马关条约》。

签约完成时，心满意足的伊藤博文，也给颓废的李鸿章来了一次心理按摩，二人有了一番长谈。对此，近代史学者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有详细记载——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指1885年 《天津会议专条》谈判时），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唉，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似乎可以为李鸿章所蒙受的马关之耻开脱。甲午之败，非李鸿章之罪也。马关之耻，他也是代国受过。大清一切问题，都是“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导致的，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人解决不了的。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吗？

我们不能拿敌国首脑的客套话当真言。日本人真的很敬畏李鸿章这个败军之将么？

“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 这是马关接见李鸿章时，伊藤博文口给出的下马威一联。意为你大清内无可用之相，外无能打之将，所以不得不给我们示好，求和来了。

这恐怕才是胜者伊藤博文的心声。他明知李鸿章就是大清“相”首，但还是说大清“无相”，岂不就是对这个老对手的藐视吗？

关于李鸿章的实情及处境，日本主战派最有发言权。

1894年初，清日开战前夕，日本创办了《日清战争实记》。其中第二编中有一篇题为《李鸿章》的文章。系统地介绍了李鸿章，从身世到就学经历、官场履历、政绩，一一罗列，细节丰富得令人咋舌。在文章的末尾，作者对李鸿章进行了辛辣的嘲讽：“集上下非难于一身，或称已发狂，或称已自尽。虽其发狂自尽一词仅为谣传，然今李鸿章之地位，正如此谣传所示也。”

这篇文章，可谓把李鸿章剥个精光。而且一语道破了他的本质：他不是那个国家的主人，而只是一个替罪羊。无论从权力还是能力而言，他都不是一个可以力挽狂澜、让国家脱胎换骨的人物。

诚哉斯言。谁都知道晚清洋务运动不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因，是一个搞技术，另一个搞政治制度。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搞？从人的角度分析，恐是教育与视野的差距。

李鸿章面对伊藤博文，说国情不同，中国人多口杂不齐心，日本国小团结，这简直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事实上，国情不是问题，上司也绝非不可说动，但自身教育见识却是个大问题。

“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这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接待来访的李鸿章之后，对中堂大人的评价。依据是李鸿章在俄的表现。 在见证 “霍登惨案（死伤两千人的踩踏事故）”时教俄国大臣撒谎，将 百姓之命视如蝼蚁。

再看李鸿章对手伊藤博文等人的见识——“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理，以保护人民为主旨 …… 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所以，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要独立富强，必须以保障人民权利及其私有财产为主旨。

甲午战争有两次避免发生的机会，一是中国改革力度超过日本，那是李鸿章的任务。二是不为日本假象所惑，令袁世凯做好情报工作，知日并及早卧薪尝胆，监国朝鲜时推进开化，进行新军演练和宪政改革。这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共同使命。若这二位都做到位了， 那么中日或可以和平相处一阵子，甚至联起手来，使东洋与西洋相向而行。然而，这是二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号称晚清优秀士大夫代表——李鸿章和袁世凯，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繁荣、而且都斗不过日本人呢？

通过以上比对，不难得出答案。因为纵观李鸿章、袁世凯识见，其思想并未辞旧迎新，本质上还是封建官僚、伪新人二枚，当然就不是伊藤博文那些具有近代思想的日本新士人对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