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王祯农书》谈起

从《王祯农书》谈起

张法先

第491期

王祯，字伯善，元朝山东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约生于公元1271年，卒年不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学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在1295年任宁国路旌德县尹、后于1300年调任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尹期间所撰写的《农书》。为了区别其他农书专著，历史上定名为《王祯农书》。

《王祯农书》分三部分：即农桑通诀６集，谷谱11集，农器图谱20集，共37集。但原本已佚，现存本系清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改为22卷，即农桑通诀6卷，谷谱4卷，农器图谱12卷。

从史料分析来看，王祯撰写的《农书》，主要部分是在旌德完成的。

据清嘉庆《旌德县志》载：王祯于“元贞元年（1295）以承事郎为（旌德）县尹，惠爱有为。凡学宫、斋庑、尊经阁及县治、坛庙、桥道，捐奉改修，为绅士倡，历任六载，山斋萧然。尝著农器图谱、农桑通诀，教民勤树艺；又兼施医药，以救贫疾。种种善迹，口碑载道。后调永丰。”由此可见，王祯任职旌德期间，不但完成了农书中的两大部分：《农器图谱》《农桑通诀》，而且颇有政绩，处处为群众着想，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了许多善事，深受当地人民的好评。

至于《王祯农书》的另一部分《谷谱》，从相关史料分析来看，也是任职旌德期间开始撰写的。与王祯同时代的戴表元在给该书写的序言中说：“丙申岁（1296）客宣城县，闻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蔴、苧、禾、黍、麦之类，所以莳艺芟获，皆授之以方。”这里所说的蔴、苧等农作物的莳艺芟获之方，正是《谷谱》的内容。还有现存本《谷谱》木瓜条中记载：木瓜“宣城人种莳最谨，……本州已充土贡，故有‘天下宣城花木瓜’之称”。把宣州称谓本州，显然是其任职时的称谓，由此也可说明他已开始着手写《谷谱》了。

总之，王祯在旌德期间已完成了该书的主要部分，后调永丰又继续修改和补充，全书13.6万字，于1313年刻印发行。

卧式楔子榨油机

《王祯农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兼顾黄河流域旱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而且图文并茂，开历代农书之先河。

《农桑通诀》属总论性质。首列农事、牛耕、蚕事三项，次列授时、地利、垦耕、播种、锄治、灌溉、收获、蓄积、畜养、蚕缫等16篇。其基本思想是“以农为本”，结合天时、地利、人事诸方面的有利因素，来发展农业生产。《谷谱》属分论性质，分项叙述各种大田作物和蔬菜、水果、竹木、药材等栽培技术，以及贮藏、利用等适用方法。《农器图谱》属以图示物性质，就是用画图的方式来表示各种农器具的形状和结构，克服以往只用文字说明器物的抽象性。王祯在研究农学过程中，深感农具的重要作用，认为“田非器不成”，没有好的农具，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他在《农器图谱》中，列举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和生活用具，共达257种，制成图谱306幅，每幅并附有文字说明，其页数约占全书的80%，份量之重，图示之精巧，是《王祯农书》中的一大亮点。

书中许多新式农器具，广为后人称赞和采用。诸如民间很熟悉的铁搭（即四齿钉耙），原为二齿，后改进为4-6齿，很适应南方水田土壤耕垦使用。秧马，能坐在上面行于泥中，避免弯腰拔秧之劳苦，很快得到推广使用。耘荡，是一种效力较高的水田中除草耘田工具，起初只在浙江有此农具，后来推广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又如用于灌溉的翻车（又名龙骨车），相传是三国时期创造发明的，在古代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可是没有图样留传下来，王祯通过民间采访和对照实物，绘制了人力翻车、水转翻车和牛转翻车，这种把动力运用的转变给予综合，在历史上是有着深刻的变革意义。

从《农器图谱》的绘制中可以看出：王祯不仅精通农学，而且熟知机械制造工作原理。书中记述的许多农业器具，不仅运用了杠杆、滑车、轮轴等简单机械，而且采用了绳轮、齿轮、曲柄、连杆等传动、变速机件。在七百年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地方官员有如此的学识见解和制图技能，实属难能可贵！

没有比较，就没有区别。元朝的《王祯农书》是我国古代四大农书之一，同西汉的《汜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齐名于世界。但是，《汜胜之书》主要总结的是关中平原三辅地区，只能反映西北地区局部农业生产的经验，而且只残存3700多字，无法见到它的全貌。《齐民要术》虽然前进了一步，论述了各种农作物、蔬菜、果树、竹木的栽培方法和育种技术，以及家禽、家畜饲养知识，但在地域上只涉及北方的黄河流域，没有南方的农业生产情况，也没有农器图谱。《农政全书》算是一部巨著，但书中多幅农器图谱，引用了王祯以图示物的成果。由此可见，《王桢农书》在古代农业科技典籍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示范作用，历来评价较高。

王祯之所以能写出这样具有历史价值的《农书》，除了他有在北方和南方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热爱科学技术和能够亲自参加生产实践活动。据清嘉庆《旌德县志》载：他身为县尹，却不居高堂衙门，“竟率家童辟廨西废圃，构茅屋三间，引鹿饮泉水，注为清池，以种莲芡，仍别为谷垅、稻区，环植桑、枣、木棉，示民种艺之法，匾其居曰‘山在’，命其圃曰‘偕乐’。”他在自己的《农书》中，感慨地写到：“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之野夫田妇之手，甚者苛敛不已，朘削脂骨以肥己。”上述这些言行，充分表露了他对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无情鄙视，真实反映了他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怀。

（作者系宣城市科技局退休人员，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