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业英先生又读错了——五论《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原标题：曾业英先生又读错了——五论《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核心提示 《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不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2017 年 8 月至 9 月，笔者在搜狐网站搜狐号“老邓说史”公众平台发表系列文章《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先生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上文中所有论证和结论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刊发曾业英先生《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仍坚称击椎生是唐璆。然而，经笔者认真查考，曾业英此文的所有论证和结论仍然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就是曾先生对史料的阅读理解出现严重的问题。对此，本刊自即日起分十期阐述之，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为了证明1913年7月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此击椎生”不是蔡锷，除了不顾语境拿蔡锷10多年前之语与其10多年以后的言论对比以发现其中的“问题”之外（详见上一期），曾先生还通过对同一时期蔡锷与“此击椎生”文章的阅读后进行对比，又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并以此来证明“此击椎生”不是蔡锷。对此，曾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他（蔡锷）不但在各种公私文件中始终坚持采用“中华民国”年号，在为《南针》杂志撰写的“祝词”中提到“中华民国”这个国名，说:“欧美各国用政党以导国民，中华民国用政党以斗国民。”而这个杂志正是发表“此击椎生”《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杂志，两人发文的时间仅相隔一期，……。蔡锷如果也如“此击椎生”持“凡称国名之处，虽民字亦宜删除”之见，何以不将“祝词”中这句话改为“欧美各国用政党以导国民，吾国用政党以斗国民”或“‘中华共和国’用政党以斗国民”?

首先要承认，曾先生煞费苦心发现的这个“问题”属实。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曾先生又像清末那位把考题《昧昧我思之》误读为《妹妹我思之》，以致弄出个千古笑话的考生一样，也误读了“此击椎生”和蔡锷的文章。稍通文墨之人都能看出，蔡锷在“祝词”中提到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是对当时政党乱象的批评，讲的是现实；而“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提到的“中华共和国”则是对制宪的建议，指的是未来。这样，蔡锷能将“祝词”中的“欧美各国用政党以导国民，中华民国用政党以斗国民”这句话改为“‘中华共和国’用政党以斗国民”吗？男人能变成女人吗？牛能换成马吗？曾先生哥哥？！

由上可见，蔡锷“祝词”中的“中华民国”和“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的“中华共和国”这两者所表示的语境纯粹就是风牛马不相及，但曾先生竟然不分青红皂白硬将“昧昧”读成“妹妹”，并作为否定“此击椎生”就是蔡锷的重要论据，岂不是又弄出一个现代版的千古笑话来了？！既然曾先生的以上论据错误，其欲以证明的“此击椎生”不是蔡锷的结论当然就无从成立。

其实，曾先生只要有实事求是态度，比较一下当时蔡锷的文电和“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关于宪法的有关建议，就很容易发现，两者之间真正“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例如，蔡锷1913年2月7日在致各省都督电中关于扩大总统权力问题的表述是：

一曰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权。就法理论，立法权固当尊重，行政权亦须有严格之保障。若立法部对于行政部为过度之干涉，而无救济之途，则行政权直被立法权侵压束缚而无所施。是国权将只有消极限制之作用，不能有积极活动之能力，势必日即于萎靡。且议会若有违反国民利害之事，不能解散，以诉讼多数之国民，亦与共和精神相背。就事实论，解散权与责任制关系极切，议会无宪法上之制裁，易流专横。使政府不能自行其政策，必将以议会为诿卸责任地，责任不明确，何能得强有力之政府?更何能发展国权?故法理、事实两面，解散权均决不可无。但使解散有一定手续，自不患有侵犯立法权之弊。

二曰任命国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夫国会监督政府，其要点在有弹劾权。事前之同意，实属赘疣。况弹劾权以连带责任制为因，国务员有连带责任，即不能不持同一之政策。设组织时同政策者不能得国会同意，得同意者又不同其政策，势将迁就调停，旷日持久，始能勉强成立。然政策互异，莫能连带负责。连带责任制一破，更何有强有力政府及巩固国权之可言乎?极其弊，必有贬节以媚国会，或国会中挟多数政党势力，以博国务员之位置者。恐满清末季之腐败现象，将由此同意制而复活矣。

而“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关于扩大总统权力问题的表述是：

尚宜以紧急命令、紧急财用权、解散议会权属之大总统，而任命国务总理及其他国务员，可不必规定。……解散议会权，在采责任内阁制者所必有之规定。何以故?以此制之结果，在议会有弹劾政府之权，即政府亦宜有解散议会之权，而后两权得其平均，互相钳制，则行政部不至压迫立法部，以肆专横；立法部不至阻碍行政部，以图破坏。非然者，当国家紧急之际，政府有所主张，而议会不为赞成，大总统恐违宪，不敢解散议会，以贯彻政府之所主张，则国事之危，有不堪问者。其弊一。内阁对于议会负责任，议会有强迫内阁去位之权，使大总统而无解散【议】会之权，则内阁辞职，即可望和平之解决，若不能慨然辞职，而又不能安于其位，难免不阿谀取容，仰承议会鼻息，以固其禄位。二者皆非国家之福。其弊二。且在采两院制度之国，其各院职权大致相同，则当两院意见不相容之时，而大总统又无解散一院以取决国民之权，其势必因两院冲突，而致政治不能进行。其弊三。而况议会之议事，于院内取决议员多数，于院外尤非国民全体所得参加。苟此少数议员之所持，而实有关国民全体之利害，设大总统而无解散议会以取决国民之权，则国民之蒙不利者大矣。其弊四。……至同意权之规定，系仿之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夫美国采无责任内阁制，政府与议会各于其权限内独树一帜，不相为谋。故议会不能弹劾政府于施行政治之后，无妨参与同意于总统用人之先。若既采责任内阁制，则议会对于政府之失败，质问之、弹劾之皆可。投不信任之票，及不议决政府之预算、决算案亦可。无论行何道，皆足以使其去位。其监督于行政后之方法亦正多途，而何必于用人之先，预为防范，致不能举责任内阁之实。其弊亦有三：一阁员非先博议员之欢心，不能进身其位；受任以后，议院操有质问弹劾之权，又非事事仰承议会意旨，不能久于其任，而失其独立之地位。夫既失其独立地位，又安有责任之可言?势惟仰承议会意旨，趋避责任而已。此其弊一。又，一国人才能胜国务员之责者，实寥寥不可多得。而臧否人物，则又各有所见。集数人于一室，而谈当世之人才，犹不能强使之同，岂能强数百议员一致决定不可多得之人才乎？则内阁之难于成立，又事实上所不能免者。此其弊二。就令议员以内阁之不可久悬，当表决国务员之时，抑其所见，曲为通过，然通过以后，议员必常存鄙薄轻视之心，否则必鉴于久悬之危，势必存投鼠忌器之心，事事以姑息隐忍为主义。对于内阁之所设施，欲望其能实心信任而倚为后援，又岂事之所能得者。此其弊三。

比较蔡锷与“击椎生”以上在扩大总统解散议会权和任命国务总理及国务员权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其理由均是相同的。他们关于解散议会权属之大总统的理由是使立法权和行政权“两权得其平均，互相钳制”，防止立法部（议会）压制行政部（中央政府）。他们关于任命国务总理及其他国务员的权力属之大总统的理由是，国会既有监督政府、弹劾政府之权力，就没有必要过问和干涉大总统任命国务总理及其他国务员的必要，而且大总统任命国务总理及其他国务员若经议院（国会）同意，一些国务员为得其同意，还会产生“博议员之欢心”，“贬节以媚国会”等腐败现象。

不仅所述的理由完全一致，而且在一些词汇的使用上也相同，比如，对于国会和政府，蔡锷与“击椎生”所用的词汇不约而同地均为“立法部”和“行政部”，这难道是巧合吗？哥哥，曾先生？

好了，今天先聊到这里，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何高见，欢迎在下方留言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