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自谋出路的知识分子

原标题：那些自谋出路的知识分子

作者丨王莹莹

编辑丨杜杜杜

编者按：

尽管科举制在许多人心目中是读书人的枷锁，可这个制度从隋唐开创以来就奠定了文官治国的基础，也在不经意间塑造了一批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中国社会的跨界层流动，让18世纪的欧洲人艳羡不已。

钱穆先生对于本国文化颇有温情，“道光以下，提倡废八股废考试的呼声，屡起不绝，此一制度绝对须变，自无疑问。然此一制度，究竟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其主要意义可分三项陈述：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政治；二是消融社会阶级；三是促进政治统一。

戊戌变法是真维新，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变革，而清末的假新政却推动了不少影响深远的真变革。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让一个历经千年、楔入中国社会脉络的制度轰然倒塌，这绝不是高考从“3+X”到“3+1+2”的结构调整而已。

科举制被废后，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吗？科举后的读书人，还算是士大夫吗？本来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群体，该如何另谋出路呢？

清末新政的成果之一，是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的废除，给清末社会带来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这就是士大夫阶级没有了，而读书人依然存在。

没有科举制的牵引，他们与为官为绅再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知识阶层从社会中心走向边缘，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急剧下降。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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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

尤其是政治地位的急剧下降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实施时间最长的一种官吏选拔考试制度。近代中国社会面临深刻的危机，尤其是甲午战败及后来与列强一系列交锋遭挫后，朝野人士开始反思中国的政治—军事制度，认为是科举制度阻碍了中国进步。

一般而言，战败多往军事及其相关方面寻找原因，而那时国人却因打败仗而反思教育的失败。人们对这一制度的批评渐趋激烈，革废之议见诸章奏者，比比皆是。

▲光绪三十一年停罢科举的诏书

在人们的急躁情绪中，1905年，清廷接受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吁请，停罢科举。至此，隋唐以来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有知识有文化的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大阶级的等级分层中，士大夫阶级是社会的中心。古代社会通过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等级间的有序流动，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士大夫阶级是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他们在朝为官，在野为绅，在乡为地主，是道统和政统的统一。以士大夫阶级为中心，古代中国的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改变，四民社会在逐渐地解体。随着乡村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金钱的崇拜代替了身份的崇拜，士大夫阶层发生分化，地位逐渐滑坡；但作为一个阶层被彻底颠覆，从根本上消灭其再生机制的则是于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

科举制废除后的文人群体，已不再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科举既废，一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最重要的进身之路便被断绝，他们该怎么办？年轻的或可进新学堂，转变快的知道出洋留学；但那些已到中年不宜再进学堂而又无力出洋留学者，该怎样应对这一社会变动呢？

▲山西举人刘大鹏

山西举人刘大鹏发现许多读书人因此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他不仅慨叹道：“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士绅阶层遇上了从未有过的无比严重的生存危机。

在标榜革新的时代里，守旧绅士自然是在淘汰之列，但愿意图新的知识分子也难遂愿。改革后的新教育体制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另谋生路。

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热潮的出现，大量新式知识分子崛起。一方面，从数量上看，知识阶层的供给超过需要。动乱的社会状态与尚在缓慢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将这部分人尽量吸收到生产组织中。

从质量上看，科举是在“学堂成效未有验”时突然被破除的。“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起多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多少“新学人”。科举既废，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就呼之欲出了。

▲清末的新式学堂

而读书人“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谋自存之一途，仰面而求人讨无聊之生活。”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人已被疏离在政治权力之外。民国时期于右任曾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

寥寥数语，道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尴尬和无奈。近代以来的无序和失范的政治状况，也不能使参与政权的知识分子得到应有的尊严，有时这些文人不得不极为卑微地将自己异化。

如袁世凯幕下有几千人之多，他要求幕下无条件执行其命令，贯彻其意志；对推荐而来的士人，他每月只给坐薪十金，置之闲散，并将此称之为“豢豚”。

军阀割据时代，军阀喜用从人格上完全附庸于己，仰己鼻息而生存的读书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优秀的读书人是无政治出路的。

知识分子本属社会的精英阶层，而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却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社会定位。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获得的尊重主要来源于他们在政治权力中的位置。

随着在实践上保证知识阶层作为社会精英受到政府重用、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受这一制度维系的对知识阶层的作用、价值及地位积极认同的一切也必然随之而去。

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相应的社会地位体现其精英价值，又从哪里获得尊重和认同呢？当知识分子已无尊严之时，又怎能苛求知识分子必须担当正人心、兴太平的责任和使命呢？

民国之后，思想守旧者只知愁怨牢骚，不复为社会尽力；图新者又大多卷入政治旋涡，奔走于达官武夫之侧，余暇且放浪形骸，纵情歌舞，遑论知新后学。士习不端，虽改行政，求西学，皆当无益于社会也。由此而见，晚清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政坛道德的败坏应与此有关。

2

与读书人的社会角色边缘化

相伴随的是军人地位的扶摇直上

科举的废止，使一部分无钱无势的知识分子改而投笔从戎。1905年前后，清政府的新军编练正好进入高潮。全国36镇的庞大编练计划，约需军官总数在3万人以上。

新军有如此多的官职位置需要人，加上新军军官的薪俸又颇为可观，无疑对那些急于寻找新的进身之路的读书人有很强的诱惑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20世纪初年后，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秀才从军热，大批有文化的青年涌入新军。随着社会上对尚武精神的提倡和政府对军事职业政策性的倾斜，通过行伍入仕比别的职业有更大的价值。

尽管大批有文化的读书人参军，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短期内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进活力，但紧随着文人角色边缘化和知识阶层政治地位的下降，却将近代中国带入一个巨大的历史困境，为民国初年军阀集团的兴起大开方便之门。

▲清末的新式军队

科举制下，统治者提倡“文治”，中国社会出现“文疆武界”现象，文武之间具有一条严重偏斜而又深不可逾的鸿沟。在这种制度下，军人是较难秉政的。

随着科举制的废弃，“以文治武”的政治规则失去了约束力。“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亦难以为继。“陛下与军人休戚相依”，活跃在民初政坛上的主要是军人政治家。

据学者统计，1914年，全国22个行省的都督职位，有15个被军阀窃据，以“士绅”身份登进者，仅有5人；1917年全国各省的民政长官省长，也大多由军阀出身的督军兼任。

军阀政治将文人挤出了权力场的中心。近代军阀政治的出现自然有多种原因，但在没有找到维系文官统治政治功能的替代物的情况下废除科举制，则显然为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起到催化作用。

国家对所有军官任职资格的考试权、审查权的放弃，对政府而言不仅意味着失去其维系军官的纽带，还意味着政府中枢失去对他们的调控；对军人而言，能否进入社会上层，已不需要国家的认可，而是需依靠自己的老师、学生、同乡等关系的牵引。

这时的军队，大多已不属于国家；军人也没有军队应当国家化的概念。结果造就出一代乃至数代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军人和军事集团，为军人参政、执政打开方便之门。林立的军阀走上穷兵黩武之路，给民初的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3

日趋边缘化的文人的徘徊与觉醒

废科举，使得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对某些人来说是解放，但对大部分的读书人而言，却逼迫他们成为一个漂浮的阶层。“末世书生贱”。科举制废除后，读书人普遍感觉没有了戴顶子的命，落魄的现实凸现了他们的“无用”。

读书人因找不到应有的社会定位而自贬自抑。他们不但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承担国家前途，而且自责、自疚，认为自己是当时不劳而食的阶层，是四民之末，应该向其他阶层学习。

周谷城于1930年出版《中国社会之结构》中专论知识分子时这样描述他们的作用：“……好做官；毫无用处；粉饰太平”，颇能代表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这些论调也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哪里还能对知识产生执著的眷注？社会哪里还能对知识产生起码的敬畏？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科举制虽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有关，但其本质是一种官吏选拔制度。

从教育的角度审视，科举制度确实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然而从以考试的形式来选拔国家文职官员的角度审视，“学而优则仕”则自当有其合理性。

如果说有文化的读书人做官不好，那么不读书的人做官就好吗？结合科举制度废除后民初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武力和私人关系进入各级统治机构导致的政治更加腐败的情况来看，回答当是否定的。

▲清朝科举考试流程图

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科举制在历史上其实曾发挥过无形的整合功能。它将文化、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这种功能的维系与作用则具体体现在士人身上。

科举制度废除后，士人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切断了，他们成了自由浮动的资源。“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士绅也不再因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了。而正是这种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

近代社会也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读书人已不再发挥沟通上下的作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无法形成有效的联系，清末民初的社会遂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混乱状态。

值得欣慰的是，科举制废除后，由于新学和西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如翻译、大学教师、记者等。自由的职业和社会分工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舞台和独立的条件。

他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不需要依附统治阶级，开始自觉地、主动地参与社会。他们虽然被逐出了政治中心，但未变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历史使命感。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以自己的职业或专业，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从而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热潮，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

经过短暂徘徊、居于社会边缘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从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辛亥志士，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以及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崛起的群英，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或社会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等。

科举制废除后文人的地位和作用曾一度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面对接踵而至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巨变，积极思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以“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努力走上历史的中心舞台，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为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大转型（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积蓄了强大的助推力量。

来源：《文史杂志》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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