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顶着干扰力挺《东方红》？

原标题：周恩来为何顶着干扰力挺《东方红》？

新中国诞生之后，周恩来总理对文艺工作倾注了巨大的关心和热情。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一部大歌舞启发了周恩来的灵感，他心中酝酿着一个宏大的创作设想：在共和国15周年的国庆节，要上演一部大型的史诗性的歌舞，完整地、艺术地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上海大歌舞启发了周恩来

1964的第5届“上海之春”正逢上海解放15周年，为了庆祝这一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表现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

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借鉴了朝鲜表演大型歌舞的经验。这场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两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7场。6月18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重演，看到外宾对大歌舞很有兴趣，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周恩来听陈老总兴致勃勃一番讲述，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在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他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北京也要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

他对到会者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2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丽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

顶着江青干扰上《东方红》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透了个“风”。大家一听开始很振奋，但是静下来一掐指头，有点胆怯，对时间怀有顾虑。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制，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了，却爽朗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大家的积极性很快调动了起来。7月24日，就是周恩来“透气”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宣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还提出了具体的组织领导意见。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会上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高兴地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炼又切题。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借此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因为《东方红》主题鲜明，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周恩来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

名副其实的总导演

周恩来强调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田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

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从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他无不亲自过问。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东方红》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3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3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看了5遍。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道：“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