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山东人宰牛卖肉，巡抚判他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

原标题：清朝一山东人宰牛卖肉，巡抚判他杖刑一百、流放三千里

我们现在大口吃牛排、吃红烧牛肉，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小事，只要不偷不抢，没人干预你。可是把时间倒推，在中国古代，宰牛吃牛肉，那就是大事了，即使你不偷不抢，也是违法犯罪的大事！

换句话说，牛在很多朝代是受法律保护的动物，无辜伤害，要承担刑事责任。与牛享有类似待遇的，还有马、驴、骆驼等牲畜。

你可能要说了，古人了不起啊，都有动物保护意识了。其实，古人保护牛马等牲畜，并不是要维持生态平衡，或者人与自然的和谐。

大家请注意，牛、马、驴、骆驼这几类牲畜，都能出苦力，能用来骑行、耕种、运输，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在生产力落后、技术落后的农业社会，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古人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国家生死存亡的角度出发看待牲畜价值的。

1909年，耕地。

今天咱们以清朝的法律为例，来解剖一下古代如何立法保护牛马。

《大清律例·兵律·廄牧》规定了“宰杀牛马”的条文。相关内容安排在“兵律”中，可见统治者把牛马看做了战略物资。

宰杀自家牲畜，将受到什么惩罚呢？

律例规定：“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驼、骡、驴，杖八十。筋角、皮张入官。误杀及病死者不坐。”

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屠宰自家的马、牛、驼、骡、驴，就要受到杖刑惩罚，那一百、八十的杖刑，可不是屁股开花的事，足以把一个壮汉打残甚至打死。不慎误杀牲畜或牲畜病死，主人不受惩罚。

宰杀他人牲畜，又将受到什么惩罚呢？

律例规定：“若故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若计赃重于本罪者，准盗论。若伤而不死，不堪乘用及杀猪羊等畜者，计减价，亦准盗论，各追赔所减价钱，价不减者笞三十。其误杀伤者，不坐罪，但追赔减价。”

1909年，耕地。

由此可见，故意宰杀他人牲畜，罪行要比“私宰自己马牛”重得多，杖刑和徒刑结合起来，真够涉案人员受的！不仅如此，还有可能被安上盗窃的罪名，处罚将会进一步升级。

牲畜伤人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时候法律赋予人什么处置手段呢？

律例规定：“若畜产欲触抵踢咬人，登時杀伤者，不坐罪亦不赔偿。”

这种情形有点类似“正当防卫”了，杀伤牛马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宰杀牲畜卖肉，该当何罪呢？

律例规定：“凡宰杀耕牛私开圈店及贩卖与宰杀之人，初犯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若计重于本罪者，照盗牛例治罪，免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再犯发附近充军。杀自己牛者，枷号一个月、杖八十。失察私宰之地方官照失察宰杀马匹例，分别议处，若能拏获究治，免其处分。”

凡开店宰牛卖肉的，初犯戴枷两个月、杖一百。如果涉案的牲畜数量比较多，那就要加重处罚。不仅惩罚涉案人员，地方官也要受连带处分。

1909年，街头的马车。

此外，《大清律例》还明确规定了宰马卖肉的刑罚：“开设汤锅宰杀堪用马匹一二匹者，枷号四十日、责四十板；三四匹者杖六十、徒一年；五匹以上每马四匹递加一等；至三十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三十匹以上者发云贵两广烟瘴稍轻地方，交与地方官严行管束。”

对宰马卖肉的处罚特别具体，按数量加罪，发配烟瘴地方几乎就是死刑。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农业社会牛马等牲畜非常常见，逢年过节杀一两头（匹）吃肉很正常啊，都在情理之中啊。而法律规定的惩罚又是那么具体，能执行到位吗？

其实，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从朝廷、百官到普通百姓，基本有一个共识：不可轻易伤害牲畜，更不可宰杀吃肉。

对广大农民而言，有一头牛，有一匹马，就是家庭生产力的体现，你把牲畜杀了吃肉，嘴上一时爽，明年耕种怎么办呢？庄稼种不上，全家人要饿肚子了。农民没收成，官府赋税也就收不上来，进而影响国家财政。

1909年，牲畜拉车。

所以，民间普遍忌讳吃牛马肉。很多大家族的家规中，就明确提到不准吃牲畜之肉。同治年间江苏武进《汪氏家乘》有言：“牛能耕种……尤宜戒食其肉。古来书中有戒食牛犬及放生各条，果报昭彰，细玩当自猛省。”

这就把吃牛肉与因果报应联系起来了，在当时能给人以警戒。

百姓不吃，皇帝也不吃。清朝宫廷的菜单中，有猪肉、鹿肉、羊肉、鸡鸭肉，就是没有牛马肉。可以说，皇帝率先垂范，带头禁吃牛马肉。

由于清朝疆域广大，不可能没有犯禁的人。清朝史料显示，那些无视法律、提刀宰杀牲畜的人，有很多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1820年，山东人刘世倌“私开圈店，陆续买得耕牛十余只宰卖”。现在看来这是一桩很小的案件，但在当时属于大案，山东巡抚钱臻亲自处理，并报告了刑部。最后，拟定对刘世倌杖一百、流三千里。

清朝末年，朝廷修订法律，对“宰杀牛马”的处罚大大淡化，使得宰杀自己的牛、马、驼、骡、驴的行为不再是禁区。这也是因应社会进步做出的改变。

参考资料：《大清律例·兵律》，《刑案汇览·卷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