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蓝图宋念申杜乐｜历史中国的形成、构建与方法意义（上）

原标题：杨斌 蓝图 宋念申 杜乐｜历史中国的形成、构建与方法意义（上）

历史中国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象如何被构建和想象？关于中国的认识又能怎样促使我们重构知识？2021年10月3日，来自中外高校的十一位学者在线上展开了一场名为“何为中国？中国何为？”的跨学科学术讨论。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历史中国的国家认同、地理格局、内涵构成、统治型态、国家能力、政治文化、公共卫生、媒体想象、艺术宗教等话题。这些关于中国的观念，正在广泛的时间、空间和知识领域不断演化，定义着多面向、多层次的复调“中国”。同时，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也在持续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和方法创新。

会议结束后，参与讨论的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新罕布什尔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蓝图、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杜乐、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张杨、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龙彦、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传媒系副教授杨帆、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颖整理、改写了发言稿。本次活动由张颖和张杨主持。

杨斌：三论“历史上的中国”

我今天抛砖引玉，大致介绍一下我这二十年因为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外交往史，对“历史上的中国”这个话题产生的一些想法。

第一，关于上古中国，也就是中华文明的萌芽、形成初期，即常说的“夏商周”时期，尤其是“夏商”，当然，这个“夏”需要加引号。过去，我们根据上古文献，基本接受了司马迁构建的体系，即夏商周这个历史进程。二十世纪初现代考古的引进，特别是殷墟的发现，对夏商周线性的进程似乎作了考古上的证明，使其流传更加广泛，更加令人信服。因而即使在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夏代遗址的情况下，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接受“夏朝”的存在，认为其遗址之发现不过是时间问题。夏商周的这个上古中国的叙事，从地理空间看，其实是北方中心论；从族源看，是华夏（汉人前身）中心论；从研究材料看，主要依赖于文献；在有了考古之后，采用了用考古来证文献的方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不过，近几十年来南方考古的三个大发现，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夏商周”这个线性叙事。第一是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尤其最近几年新祭祀坑的发现，使得三星堆已然成为和殷墟并立的另一个文化系统，虽然三星堆的青铜器明显受到殷墟的影响。

第二个是在长江下游发现的——赣江东侧的江西新干大洋洲相当于晚商时期（相当于殷墟中期）的青铜文化。新干大洋洲墓址出土了一千九百多件随葬品，包括青铜器四百八十余件，玉器一千零七十二件，陶器三百五十六件，还有骨器等等，其中某些青铜兵器、农业和手工工具在全国出土商代青铜器物中“前所未见”。丰富而精美的青铜器和其他发现表明，在长江南面赣江流域的此地曾经孕育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中原商文化传播的结果，它“具有浓郁地域特色”，是一个“与中原商周青铜文明并行发展着的土著青铜文化”，是“与中原殷商王朝并存发展的另一个地域政权”，它在以北方为脉络的书写框架中也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

第三个发现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浙江余杭良渚，距今5300-4200年），1936年发现，1959年命名。良渚遗址群约一百平方公里，有王陵、王城、贵族墓地、专业手工作坊等众多遗址，特别是外围十余座防洪堤坝。良渚出土了大量陶、石、木、漆、玉等器物，没有精美大气的青铜器，但有高度发达的玉文化，具有古国的特征，这和殷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三个南方的文化遗址，挑战了传统的北方为中心的、文献结合考古的“夏商周”叙事，对于理解“上古中国”意义重大，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中古中国，我认为， 在中古中国这同一时空当中，存在多个国，国是复数。最近十几年有“宋代的”“汉族的”“民族国家” 这样一种论述，我以为非常不妥。首先，假如宋代是指宋朝，我们不能忽视，所谓“异族”建立的辽、金等都自认为是替代唐朝的正朔，是法统所在，就是中国。他们和宋朝并立，治下也有汉人，也采用了汉唐的官僚制度。此外，因为“nation”是个有着特定的当代历史含义的概念，所以在讨论中古中国的“族源”时，我认为不宜用这样的概念去倒推古代的族群或人群，我们称古人为“汉人”显然更好。同理，如果考究“民族国家”一词的本意，我们可以断言，唐宋的中国不是民族国家，甚至能不能简单化地用这个概念来界定现在的中国，也需要打上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