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皇帝”到鸡娃，经历了什么？

原标题：从“小皇帝”到鸡娃，经历了什么？

以下文章来源于南都观察家，作者刘远举

从这个意义上，当时舆论对“小皇帝”现象的批评，反映了计划生育在改造中国人养育观过程中的价值观冲突。这是传统社会养育观对计划生育的最后倔强的反抗。

上世纪80、90年代，主流舆论上经常见到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小皇帝”，指那些被家庭娇生惯养出来的骄横的独生子女一代。如今，时间过去40多年，这个词很少见于中国舆论了。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小皇帝”三个字，返回的结果，都是历史影视剧中的角色，不再是关于独生子女的图片与文章。

其实，当下的中国社会，一孩家庭仍然是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在舆论中“小皇帝”这个概念却消失了呢？

从优生到优育

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年，610万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第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阐述了控制中国人口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在这个月，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12月，写入宪法。中国开始从国策层面，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少生、优生了之后，自然要优育。某种程度上，优育，是计划生育政策衍生出来的内涵。

一方面，对国家来说，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手段；同时，优育也是制约人口发展的重要手段——精养了，单个孩子投入更大了，自然就不能多生了，“生不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当下所谓的“生不起”，其实是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影响家庭决策的结果。如果说“不准生”是一种在明处的制度，那么，通过改变家庭养育模式，导致“生不起”，则是一种在暗处的长期的潜移默化。

优生优育，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独生精养”。“独生”则必然“精养”。小皇帝般的养育，是一个家庭对计划生育本能的反应。

80年代恰好是物质生活水平迅猛提高的时代。那时的中国家庭已经初步有能力给孩子更好的物质条件。

1981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91元， 1990年，则达到了1510元，10年间增长了3倍多。此外，打开国门后，涌入的新技术、新家电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手电筒、收音机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中国人在十来年内完成了西方上百年的进程。迅速增长的物质条件，生活一日千里爆发式的改善，必然体现在养育孩子方面。

其次，物质条件之外，养育孩子的精力、人力投入也大幅度增加。当时的舆论形容小皇帝，都是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6个人围绕一个孩子转，孩子享受着皇帝般的服务。其实，这就是如今的“六个钱包买房”的前世，但如今，这不再被视为“异常”。

“小皇帝”概念的出现

与迅速变化的物质条件以及家庭本能式的改变养育行为模式相比，社会观念的变化更加缓慢。上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观念对当时养育行为的改变，是迷惑而不解的。对这种养育行为的批评随之在主流舆论出现。

1985年3月18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独生子女父母之口，第一次给这一代独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拜倒在孩子脚下的父母称孩子们是小皇帝，中国的报刊称他们是娇生惯养的孩子。中国实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以来，已有3500万孩子出生。小皇帝们指的就是这一代孩子。”

这篇文章并没有被认为是恶毒攻击，相反得到了赞同。短短11 天之后，《工人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的译稿。

第二年，1986年，一篇题为《中国的“小皇帝”》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告文学，向全社会发出了警告：凌驾于家庭、父母及亲属之上的“小皇帝”，已遍及千家万户，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皇帝”。

《中国的“小皇帝”》

©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这篇报告文学广为流传，还被拍成电视剧。一时间，独生子女是“小皇帝”、“小太阳”的说法广为流传，并迅速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概念，成为千万人印象中独生子女的代名词。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客观地说，这篇报告文学行文情绪化、观念幼稚、甚至在事实上存疑。但无论如何，它是当时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一般认为，人有兄弟姐妹，生活中必须学会分享、妥协、与人相处，但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缺失了这些密切的、同辈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所以性格培养必然受到影响。80年代的社会舆论中，对独生子女的印象是：自私、自我中心、不顾及他人感受、骄横等。

不过，这种观念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一种刻板形象。后续严肃的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家长与非独生子女家长在溺爱孩子的行为表现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并未表现得更糟糕。

所以，80年代的“小皇帝”概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流人群，也就是40、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对80、90年代家庭养育行为模式的不理解。他们无法用过去的生活经验来解释计划生育导致的家庭养育行为改变，无法理解这种高投入的精养模式。从这个意义上，当时舆论对“小皇帝”现象的批评，反映了计划生育在改造中国人的养育观过程中的价值观冲突。这是传统社会养育观对计划生育的最后倔强的反抗。

那么，为什么小皇帝的概念逐渐从舆论中消失了呢？

鸡娃崛起

实际上，“小皇帝”概念所指的高投入模式从未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如今，父母、或者说4-2-1家庭体系，对孩子的投入更大，包括更好的物质条件，名牌衣服、国外旅游。第一代独生子女小时候，还会自己上学放学，现在的孩子由家长接送已经是标配。

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城市交通繁忙，社会更加复杂。其实，这些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80年代随着城市开始快速扩张，出现了大量的公交族中小学生，单独坐车上学。如今，随着就近入学的落实，这样的学生已经大大减少。治安方面，80年代的治安，远不如摄像头密布的今天，家长接送的必要性，理应是减少，但在今天，即便家校距离在1公里之内，红绿灯更加完善，治安更好，家长仍然保证接送。

不过，没人觉得不妥，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了。社会观念虽然会慢于政策的变化，但终究观念是柔软却坚韧的，它会迟到，却从来不会缺席。

除了习惯之外，小皇帝概念源于一个时间上的错位。计划生育改造了当时中国家庭的养育行为模式，但还没来得及改造其教育行为模式。孩子是4-2-1体系亲子之爱的唯一对象，享受到了其中的好处，过着皇帝般的生活，似乎是纯接受而不用付出的。

不过，如同独生子女成为家庭所有爱的对象，他们也必然会承担起作为家庭期待的唯一对象的责任，随着家庭教育行为模式被计划生育改造，家庭也有更大的期待，高期待模式成为中国社会主流。

这个期待的压力从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逼迫孩子为升学考试做反复的应试训练。如今的家庭在各种课外辅导班上投入了巨大的金钱与精力。即便消灭了课外辅导，很大程度上无非变为家长自己辅导。在这种观念之下，家庭教育开支迅猛增长，一个年收入30万的家庭，每年拿出10万元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已经不会被认为是一件奇怪的事，

规定的生育行为之下，产生了畸形的养育观，最后，再配上畸形的期待观，独生子女们开始承受家庭更大的期待压力，更苦更累，也就不再有做皇帝的感觉了。其实，换个角度看，这才是真正“做皇帝”的感觉：一方面享受最好，另一方面也需要承担压力，肩负责任。

所以，小皇帝的概念，始于社会最初对计划生育导致的精养行为的不理解；然后，被计划生育导致的“高期待”所消灭；最后，随着中国人的习以为常、见惯不怪而消失。

现实基础消失后的刻舟求剑

无论是精养观、还是高期待，这些观念、行为的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计划生育。

法律、社会政策很多时候走在习俗、观念的前面，因为它可以用一纸白纸黑字的文件让人改变行为，但观念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当初，“小皇帝”概念背后的实质是社会不习惯、不适应，发展形成批判。20年后，这个观念消失。人们不再不解与困惑，习惯了精养、高期待，甚至久而久之，将之视为合理、不变的生活经验，形成一种“生育理性”。

景军主编的《喂养中国小皇帝》围绕五个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儿童 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国家科学育儿话语、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和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遗憾的是，政策变了，观念的基础变了，过去的观念就成了刻舟求剑。

当初，在众人之前优先察觉到计划生育对未来的影响，并率先采取精养、高期待模式，采取高投入的家长，是有先见之明的。比如，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多于80年代出生，如今大约40岁左右。在这个年纪，如果有高学历、特别是出国的经验，比起同龄人来说，就更有优势。而到了2000年之后，才从众地采取高投入的家庭，送子女留学，在就业市场上能获得的优势已经很小，而到了如今，海归失业已经成为一个现象。

如今，政策再一次在短时间内改变，随着2016年全面开放二胎，2021年放开三胎，以及一系列刺激生育的政策，短短六年间，中国的生育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的观念已经没有了现实基础。然而，与上一次一样。观念始终会落后于现实。中国人放弃精养、高期待模式，或许还需要20年。当“鸡娃”这个概念消失，才意味着中国人的生育观、养育观告别计划生育的影响。

作者：刘远举

来源：南都观察家

编辑：胖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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