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中国外交史上最荒唐丑闻事件

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即使遇上极其复杂的问题，也能冷静地思考，从容地面对，这是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很好的涵养，再加上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历练。然而，在1973年的5月，周恩来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却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

周恩来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1973年是十年浩劫的第八个年头，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尽管肩负着党和国家重任的周恩来一直苦撑危局，但毕竟独木难支。他年前又被查出患了绝症——膀胱癌。由于两年前的林彪叛逃在全国人民心头创下的阴影还未消除，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夺权却在加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忧心如焚，周恩来只能拖着病体，奋力支撑。

笔者曾访问过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吴阶平，他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一直担任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吴老说：“如果是一般患者，膀胱癌经治疗、调养和好好休息，是能控制病情的，治好的也有先例。但是总理太忙了，我们党离不开他，国家离不开他，部队离不开他。(毛)主席那儿也离不开他，全国人民更是离不开他，而且他还要跟国际国内的各种敌对势力进行斗争，他只好带病坚持工作，而且是大强度的工作。这就不利于他的治疗和养病。”

从1973年2月始，周恩来常常靠连续治疗和吸氧才能入睡。1973年3月5日，原本是周恩来75周岁生日，但他根本无暇顾及：不用说庆贺了，连休息几分钟也不可能。他拖着病体主持政治局会议，而且是连续开会，讨论决定有关中联部、外交部的涉外事件、纪念活动……他太累了，没法再支撑下去了，终于接受医生建议，在3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自己要请假两周，以便治疗和休息。这一提议经政治局通过后获得毛泽东批准。可是，在这两周内，周恩来真的休息了吗?没有，在那个特定年代，他说的“休息”也只是相对的或象征性的。请看在他的“休息期”内的日程安排：

处理教育部部长何伟因救治不力突然去世事件;

处理公安部反映广东宝安、珠海等地居民逃港、逃澳事件;

看望病中的刘伯承，李富春、蔡畅和邓小平、卓琳;

在叶剑英陪同下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陆地边防工作会议、接见会议代表;

……

偏偏就在这时，我驻希腊使馆又发生了一件外交上十分荒唐的“雅典事件”，身心俱疲的周恩来得到报告后，既震怒又无奈，只好悲怆地说：“真是周门不幸!”

那么，雅典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1973年3月，由粮食部副部长调到外交部已经工作近十年的周伯萍被委任为我国驻希腊王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为落实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华事宜，周伯萍于5月7日中午赴希腊外交部与希方联系具体行程安排。事毕时，已是当地下午的13点15分。当周伯萍乘车返回我国使馆时，发现沿途警车、哨卡明显比平常多得多，这说明当天雅典有重要国事或外事活动。周伯萍就问自己的翻译，翻译也不是很清楚。回到使馆后，周伯萍要翻译去查一查新送来的请帖。碰巧那天我使馆一个刚学英语不久的值班人员，一眼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是邀请我国大使于5月8日下午12点到13点30分之间去他们使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捷国驻希腊大使名叫科威克，其署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K”，和科威特国名第一个字母相同，这个值班人员也没看清具体日期就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当天的请帖。

就这样，周伯萍和使馆翻译都认为刚才路上见到的就是科威特正在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收到请帖不去参加人家的招待会是外交上的失礼行为。此时，距13点30分只剩下10分钟了，大家都有点慌了，也未看清请帖上的具体内容，周伯萍连衣服也未来得及换就立即登车赶去。没有想到，他们竟稀里糊涂地跑进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向以色列使馆代办祝贺了国庆(以色列的国庆日在5月14日)。

其实，当时我国与以色列还没有互相承认，双方根本没有外交关系。由于在1971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表决中国代表权议案时，以色列曾投了支持中国“驱蒋纳我”提案的票，所以，看到周伯萍出现在以色列使馆，在场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当即问周伯萍大使：“大使先生，你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当时周伯萍还不知道自己走错了地方，认为这是西方记者的无故寻衅，便简单地将其顶了回去。但那位记者还是向美国国内发回了这条消息。

直到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时，罗马尼亚驻希腊大使叫过中国大使馆翻译，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昨天是去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祝贺国庆。周伯萍大吃一惊，这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

一国大使在所驻国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他的国家。周伯萍在得知真相后，不仅心情沉重，而且有着强烈的负罪感：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主管外交工作，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直把周恩来作为他们最大的夺权障碍，他们曾一再污蔑说大使中有坏人，并以此为借口攻击周恩来，企图打倒周恩来。周伯萍这次闯这么大的祸肯定又会被“四人帮”当作口实，揪住不放了。于是，周伯萍从捷国使馆一回来，就立即决定采取三项补救措施：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周伯萍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工作上的差错，不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二、立即向国内外交部报告情况，并作初步检查;三、向使馆全体同志如实通报，要求大家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外交部收到周伯萍的报告后，首先回电同意三项补救措施，并电召周伯萍回国。5月14日，周伯萍乘法国航班飞回北京，并立即前往外交部报告事情经过。外交部根据周伯萍的认错检查，以及他及时的补救措施和迅速回国的态度，写成具体报告，呈送周恩来。

周恩来在看了外交部关于“雅典事件”的报告后，极为震怒，说：“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水门事件”是美国尼克松在竞选连任总统时，自己竞选班子中有人在水门大厦这个地方窃听竞选对手等事件。被传为西方民主的一大丑闻，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主角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后来，毛泽东在看这份外交部报告时，认为周伯萍等我驻希腊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因为“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才发生了“雅典事件”，这就完全改变了关于“雅典事件”的定性，相关人员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至于周恩来为何会说是“周门不幸”呢?原来，周伯萍和周恩来同属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按辈分，周恩来比周伯萍高一辈，因此可以说是同门。

外交内幕：邓小平做了什么令美国人激动流泪

在近日举行的中美建交28周年研讨会上，83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当众念出了他的白宫日记部分内容，披露了建交过程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及曲折经历。

在1977年~1981年的4年白宫生涯里，卡特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此前从未对外公开。

“愿为建交决定承担所有政治责任”

卡特的中国缘始子1949年，当时他作为美国海军军官首次来华，并在中国度过了25岁生日，而那一天恰好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1972年，毛泽东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横跨太平洋的握手，打破了中美冻结20余年的坚冰。然而，尚未来得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就因“水门事件”提前下台。继任总统福特由于各种原因也未能实现中美关系的新突破。

在当年7月7日的日记里，卡特这样记录了建交前自己承受的巨大压力：“伍德科克(后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和国务卿万斯来到白宫，我告诉他们要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决定。伍德科克一周以后就要去北京，我对他说，与中国建交是可行的，我要向所有美国人民说明这一点，并愿为这一决定承担所有政治责任。”

绕开国会的秘密谈判

1978年初，中美领导人就建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出于保密考虑，卡特避开国会，甚至都没有让国务院插手，所有的信息都直接从白宫发往中国。

他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台湾问题达成妥协

1978年8月23日的日记里，卡特写道：“今天，我派去访问中国的国务卿万斯给我发来电报，说中国外长黄华告诉他，明天邓小平要见他。建交谈判进展异常缓慢，中国国内并没有公开此事……”

事实上，中美双方如何在售台武器问题上达成妥协成为建交的最关键问题。卡特在1978年9月和12月的两篇日记里这样记录了台湾问题上的进展：“今天我见了柴泽民(后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大使)，他向我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我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布热津斯基一直讨论到深夜，我们让伍德科克与中方加快进度，尽快敲定建交公报文本的措辞，尽早宣布建交决定。……中方也发来了他们的文本，我立马转给身在中东的万斯，让他迅速做出回应。……我还和国防部长哈罗德仔细研究了有关对台军售和撤军等的措辞。……一切进展很顺利。”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就在我和邓小平的笔下，两国关系走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勃列日涅夫非常不满

两国敲定了建交的所有细节之后，卡特政府决定立即将此决定通报苏联及欧洲盟友。

“我半夜给蒋经国打了电话，告诉了他美方的决定，又分别给福特、尼克松通话，和尼克松聊了很久……”卡特在日记中写道。“12月27日，我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几近疯狂。他几乎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们不要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我决定先放一放，过几天再给他回复。”“我们的目的是要与中国和苏联都建立友好关系，帮助他们弥合分歧。”

日记中还记录了卡特与布热津斯基开的一个小玩笑，令人捧腹：“我告诉布热津斯基中方取消了建交的决定，他差点当场晕倒，我赶紧告诉他我是开玩笑的。”

邓小平24小时内作出访美决定

1978年12月14日，卡特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令他意外的是，邓小平在24小时之内即刻作出访美决定。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我们在为邓小平访美积极准备。我决定在肯尼迪中心为他举行盛大宴会，这样可以让更多人到现场参加。……我还准备安排他去休斯敦看看，但得先听听州长和市长有何建议，我不想让邓小平在美国期间有任何尴尬。”

“1月25日，我接受了一家中国电视台的采访。我对着镜头告诉亿万中国观众：中美长达30年的隔阂已经消除，美中建交为两国加强经贸、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合作提供了契机，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这是我有史以来面对观众最多的一次电视演说。”

“1月26日，我带了数本介绍中国的书来到戴维营。”两天后，邓小平抵达华盛顿。

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选择了这一天开始对美国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

“他个子不高，但坚韧、睿智、坦率、有胆识、风度翩翩、自信、友善，这些品质都非常吸引我，我很愿意和他交流。”卡特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对邓小平的第一印象。

在肯尼迪中心，卡特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罢，邓小平与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这些美国孩子，此举让许多美国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邓小平受到了美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我们还签了很多协议。他极富幽默感，我很喜欢他。”卡特在日记里说。

任期内未能访华是最大遗憾

卡特担任美国总统的4年任期里，因故始终未能到访中国，这也成了他任内的最大遗憾。为弥补这个遗憾，卸任后他先后8次访华，与许多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28年前，卡特在白宫欢迎邓小平时说：“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随后，两位领导人并肩走进白宫，在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这个经典历史瞬间被镜头永久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