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在中国着陆

2019-04-04 11:11:02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管理员 阅读次数:

原标题:进化论在中国着陆


进化论在中国着陆

【文化好东西】

严复翻译《天演论》

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始于严复翻译《天演论》。

1896年严复决定翻译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Evolution and Ethics”,直译应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翻意译为“天演论”,表明了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与选择。

他在自办的《国闻报》上连载,直到1898年戊戌年夏季,桐城学派古文大家吴汝伦读完手稿,激赏之后,慨然为译者书作序,《天演论》译稿才正式出版。

翻译赫胥黎《天演论》之前,严复已经了解了达尔文《物种的起源》,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的诸多著作,他原打算翻译并介绍斯宾塞的思想,但斯氏著作繁多,很难择定,犹疑之际,他发现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不失为一个更好的路径。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一位严谨而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作为达尔文的朋友,他在伦敦积极宣传并介绍《物种的起源》。可赫氏并不完全接受达尔文“渐进主义”等诸多观点,但他捍卫达尔文的“天择”说。这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严复为什么选择《进化与伦理学》并将它意译为《天演论》了,但严复只选择该书的前半部分,“导言”及有关“进化”的部分进行翻译,放弃了后半部分的“伦理学”。

严复的选择意图,国人无不心有戚戚。甲午战败难道不是“天择”?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不光严复无暇,那时的国人几乎无暇考虑进化之于人类的伦理问题,虽然已经是1898年初了,但并没有出现像1881年日本舆论界对《人权新说》反驳的那种争论,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亢奋于中国不能被“劣汰”了。

优胜劣汰之于自然进化,严复谓之“天择”,所以他将《进化与伦理学》意译为《天演论》,甚至书中常有严复边选择性翻译,边加议论,以借题发挥,良苦用心昭世。鲁迅先生说他“毕竟做过《天演论》”,不说他翻译,只说“做”,是精准的评价,虽然鲁迅也深受《天演论》影响。

严复在向国人介绍他翻译此书的目的时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主要有二,一曰物竞,一曰天择。

《天演论》一问世,举国精英如久旱饮清凉,似乎闷在一湖池底的焦虑瞬间沸腾起来,这焦虑无关个体心理或心灵,而是与国家命运、种族传承相关。一时,“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成为报章刊物上的热语,流行为最活跃的字眼。

黄遵宪还把这些活跃的字眼写进诗里: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黄遵宪在《己亥杂诗》其二十写到:

乱草删除绿几丛,

旧花别换日新红。

去留一一归天择,

物自争存我大公。

《天演论》中所主张的精神在诗中被活用了。前两句写六君子被杀,康梁被迫流亡,后两句写对天演论的感悟,所谓诗言志,表明他此时已皈依了“天择”、“物竞”之心。“大公”与“天公”同义,指自然趋势的主宰者。

严复译介进化论,依然自造翻译用语,得到了梁启超充分的认可。尽管梁启超熟悉并且毫无障碍地使用日本新汉语在中国介绍进化论。不过看得出,他在使用严复的译介时更倾注了一份挚爱。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一文,就采用了严复的译语——“天演学初祖”;在《清议报》上《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也使用了严复的译词:“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

不数年,《天演论》风靡全国,中学校竟以《天演论》为教材,有教师以“物竞”、“天择”为题,启蒙少年。受到启蒙的少年们,有的甚至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学名字号。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他在上海澄衷学堂时一幕,杨千里老师出国文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他还说,“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新语,渐渐地成为忧患中国将来的爱国志士们的‘黑话’”。那时,他已是一位进化论的拥趸者,对日本新汉语有关进化论的词汇并不陌生,但中学生们所理解的这种国家种族之间的优胜劣汰,对于年轻气盛的青年们是非常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胡适本名胡洪骍,因《天演论》取“适者生存”之意,更名为“胡适”,字“适之”。在1910年参加赴美留学生考试之时,他正式使用“胡适”之名。

将“进化”译为“天演”

据日本学者研究,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显然回避了日本新汉语“进化论”,并将“进化论”翻译成“天演论”,将“生存竞争”译为“物竞”,将“自然淘汰”译作“天择”,“人为淘汰”译作“人择”。

为什么要将“进化”译为“天演”,严复给出了解释,他说:虽然天运有变,但亦有不变者行乎其中,名之“天演”。其中“不变者”应该指“进化”本身,由天定夺,这才是不变的铁律。

“以天演为体,以物竞与天择为用。万物竞争,胜负天择。此为万物之道,而于生物之属尤为显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果则归于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斯宾塞所云: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而“ 物竞、天择二义,皆发于英人达尔文。”

关于自创“天演”译词的动机,严复的答复简洁清晰。翻译《天演论》时,日本新汉语“进化”一词已流行十几年了,他弃而不用,显然以为“进化”译词,不如“天演”表意精准。

不过,“进化”一词,严复也不是绝对不用,而且多次使用,甚至在《天演论》中,还作为小标题使用。那么为什么严复不将书名译为《进化与伦理学》,而一定要用在日本人看来艰涩难懂的“天演”二字呢?日本研究者多数以为,大概是他使用日本人创造的新汉语不舒适吧。日本研究者至今还认为,严复在《天演论》中极力回避使用日本新汉语,哪怕是伤透了脑筋,也要尽可能自造译词。但他们还是很兴奋在《天演论》中看到了“进化”一词。

日本人首先意识到“天演”与“进化”所蕴涵的词义不同。“进化”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为自然进化,一为人为进化。严复洞悉“进化论”内涵,所以他说斯宾塞以为“天演自然言化”,即进化是自然的演变,自然的选择。不过,日本学者细腻精明,他们还是找到了“天演”二字的毛病。他们以为,“天演”的“天”确实是“自然”之天,但“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同时还是比天更至高无上的神,天有神性。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敦促人类走向理性,并与宗教性的妄想绝缘,认清优胜劣汰的进化秩序。而“天演”一词,会让人联想到对“天”的宗教性期待,因此,《天演论》给中国人的冲击,除了迫在眉睫、饥不择食、救亡图存的焦虑外,也许还额外带有某种神圣感的接纳。

平野健一郞将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的《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一书翻译成《中国近代化与知识人——严复与西洋》(中文译名为《寻找富强:严复与西方》),书中有这样的句子:“严复翻译的新汉语,大部分在与日本翻译的日本新汉语的“生存竞争”中败北,而且逐渐消失。”的确,严复苦心经营的译语,一时为同道们所爱用,但逐渐化作“死语”,在中国关于“进化论”的成语,普遍使用日本新汉语。

如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卷末附有注释,将当下使用与进化论相关的成语与严译进行了对照:严译“天演”(Evolution),今通用“进化”;严译“物竞”(Struggle for existence),今通用“生存竞争”;严译“天择”(Selection) ,今通用“天然淘汰”;严译“人择”(Artificial selection), 今通用“人为淘汰”。

民国人习惯用“天然淘汰”,与日本新汉语习惯用“自然淘汰”稍有不同,其他均置换为日本新汉语,而日本新汉语“进化论”一词,如今已普及汉字文化圈。民国为什么偏偏要将日本新汉语的“自然淘汰”换作“天然淘汰”呢?虽然都使用汉字,但关于“自然”一词的联想,中日两国还是有差异的,甚至异趣若干。中国人如果说“自然”,无论如何都会想起《老子》的“道法自然”之“自然”,随后的联想,必然是“无为”,以及与“无为”相对的“人为”。所以,要想使nature具有意义,在中国最好使用“天然”一词。

以梁启超的影响力,使用并推广严译天演论的相关新名词,应该会迅速扩散并普及开来。但是从甲午战败开始,到1900年日本以列强身份加入八国联军,受到刺激的中国士人开始刮目看日本,加上留日学费低,大批留学生从西洋转而踏上东洋留学之路。第一批东洋留学生归国后,大量译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译介的西学著作,严复当然抵挡不住。不过,如今国人理解了严复,严复关于进化论的译词再次复活。

当赫胥黎不厌其烦地阐释达尔文的进化论并因此得到声誉之际,却发现他要努力经营的,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反的旨趣,他必须坚守人类的伦理性价值,这才是赫胥黎第一关心的。

严复不关心赫胥黎的“意图”,而更关注斯宾塞,他将赫胥黎作为斯宾塞之流的“末流”。其实,赫胥黎连“末流”都不是,他与达尔文对斯宾塞同样不满,甚至更过之,最终成为斯宾塞学说的攻击者。据史华兹说:“赫胥黎对斯宾塞非难的本身,却给严复提供了维护斯宾塞见解的好机会。《天演论》中,随处可见他对斯宾塞学说的解释,其中包含了许多对斯宾塞的赞辞以及对斯宾塞立场的辩护。”

“进化论”三人行

梁启超、康有为、章炳麟在彼时的中国,是推广“进化论”三面旗手。

1896年,上海《时务报》创刊,连载梁启超檄文《变法通议》。其中充满了达尔文主义的政治激情,他反复使用了日本新汉语“进化论”,以进化论为全人类之“公理”。当时,他刚刚24岁,甲午战败,他痛定思痛,以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进化之迟。因此,必须模仿日本的教育制度,推进近代意义的公立教育。如果固守目前状态,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就会成为劣败者。

他在《论女学篇》中提出胎教。认为由猩猴进为人,由野藩贱族进为文明贵种,应以胎教为第一义。在“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篇,从理论到实际操作,他的进化之论颇具幽默感。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于今日,凡数万年,相争相夺,相搏相噬,递为强弱,递为起灭。一言以蔽之曰,争种族而已。始焉物与物争,继焉人与物争,终焉人与人争。始焉蛮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继焉文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终焉文明之人与文明之人争。茫茫后顾,未始有极。呜呼,此生存相竞之公例,虽圣人亦无奈。

夫世界之起初,其种族之差别,多至不可纪极,而其后日以减少者,此何故乎。凭优胜劣败之公理,劣种之人,必为优种者所吞噬,日侵月蚀,以至于尽。夫世界种族之差别,必日趋于减少,此自然之势也。

写到拍案叫绝处,他终于将“优胜劣汰”这条公理,用到了变法维新的实处,设新衙门废旧衙门,就是一个劣汰的过程。旧衙门里“有才而能任事者,仍可授新衙门之差遣。则新班之数日增,而旧班之数日减。此亦自然淘汰之公理也。”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天演论》。那时《天演论》还未出版,但译稿已成,严复给梁启超看过。所以梁启超说,“近译者,有治功天演论、辩学启蒙等书。”当然,在1896年这个敏感的沸点上,梁启超已经投身变法图强六年之久了,他知道日本“进化论”的翻译概况,而明治维新28年的成功历程,不正是一个“生存竞争之公例”、“优胜劣败之公理”吗?

1898年3月光绪下“定国是诏”,9月慈禧政变。梁启超流亡日本,11月在横滨创刊《清议报》,继续舆论上的变法活动,“进化”语录逐渐多起来,尤其言及进化,必关文明、人种兴衰之运。他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疾呼,劣汰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一大进化之根原而天运人事所未必不可避者也。”遭遇此际,那也是上天赐予中国人的一次自新机会,“呜呼,以如此之民,而与欧西人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宁有幸耶,宁有幸耶。”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为重设“中国未来之人种”培育“新民”。而旧民是“中国所以不振”的根源,因为他们缺乏“国民公德”,“智慧不开”,“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此时,他在日本,以“进化论”论证新民主张,使用日本新汉语新名词,想必更加得心应手。为人种而“新民”的理想,使他开始亲近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之所以迅速传播到中国和日本,不正是由于它所关注的亚洲后进性吗?

康有为也不例外地感染了进化论的焦虑症,并将这一焦虑禀明皇帝:“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交,优胜劣败,淘汰随之。……臣每思之,恐惧无已。”他上奏《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引用了诸多与进化有关的日本新汉语,如:“列国竞争者,政治、工艺、文学知识,一切相通相比,始能并立。稍有不若,即在淘汰败亡之列。”(“工艺”,指工业技术;“文学”,指社会学。)他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使用了“进化”一词。据黄彰健推定,康有为所呈奏折,一般要经过杨深秀代奏,呈递的形式为《请译日本书片》和《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但内容不会大变。

康有为年轻时,就关注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开化”的状况,每有机会,就会购入日本书籍,后来集成《日本书目志》十五卷,其中生物学门类中关于进化论的有五部:《进化原论》、《进化新论》、《进化委论》、《通俗进化论》以及摩尔斯演讲的《动物进化论》,使他在奏折中,可以熟练地应用诸多有关进化论的日本新汉语。

将日本流行的各色进化论用语,介绍到中国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章太炎(1868-1936)。他多次流亡日本,是著名的知日派。1906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杂志《民报》。同年在该报上,他发表了“俱分进化论”,提出人类社会进化是善恶并进,给当时日本以及中国正流行的“进化论”泼了一盆冷水,批评“直线进化论”和进化“终局目的论”。他认为“优胜”不一定“劣汰”,相反“劣”也在进化。他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生物本性,无善无恶,而其作用,可以为善为恶。”

虽然他还未意识到“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反人道倾向,但“具分进化论”针对人性给出了深刻的提示。

人欲的进化是一柄双刃剑,即便用之于地球进化史来看,善恶并进也比比皆是。如欧洲各国“人人皆有平等之观,此诚社会道德之进善者。然以物质文明之故,富商大贾之与贫民,不共席而坐”,又是不平等的现象之进化。他认为,日本维新以后,如中江兆民、福泽谕吉诸公,诚可为东方师表,今其学术虽胜于前,然有不为政府效用者乎?也从自由民主退化为国家主义。再如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此亦可为反比例也。”此一反例,实以进化论幽默了中国一把。

善的退化好理解,恶的退化呢?他解释道:“朝有谀佞,而乏奸雄;野有穿窬,而鲜大盗;士有败行,而无邪执;官有两可,而少顽嚚。方略不足以济其奸,威信不足以和其众,此亦恶之退化也。”他的这番话正如龚自珍所慨的“偷无才偷”。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他并不反对“进化论”,所谓“进化之实不可非”、“吾不谓进化之说非也”。进化论“三人行”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梁启超,其影响力如加藤弘之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