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记》与清末民初旌德旅扬绅商的活动（二）

原标题：扬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记》与清末民初旌德旅扬绅商的活动（二）

扬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记》与清末民初旌德旅扬绅商的活动（二）

李 甜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三、汪时鸿家族与扬州

汪时鸿所属的汪三晖堂，出自宁国府旌德县板桥汪氏一族。据《旌德板桥汪三晖堂家乘》记载，其祖上在唐末五代时期由徽州歙县的黄墩迁往旌德，最终定居新建村。第70世汪璿入赘江村，是为迁江村始祖。在明代后期，江村汪氏第76世汪伯瑛、汪伯珍两兄弟迁往板桥，是为板桥汪氏之始。汪伯瑛之父汪永通随葬新水亭，汪伯瑛的兄弟汪伯琦也葬莲塘坠，汪伯瑛、汪伯珍两人及其后代的葬址大都位于上述地点。新水亭、莲塘坠皆附近小地名。发展至清代中期，汪氏已经成为旌德西乡的大族，获得了地方大族的认可，“吾旌西乡各村率多聚族居一村，恒无二姓，以汪、吕、江、王、谭数姓为最著世，世联婚姻”，结成了稳定的地缘婚姻圈。其简略世系见下表：

汪时鸿的父亲汪承翰，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死于咸丰四年（1854），年轻时在扬州府属的泰州某布庄当学徒，后开张承茂布号所，在通仓桥北置廒房屯积谷，以至于被人称为“八房三省堂拥赀有数十万之厚”。汪承翰的长兄汪承泽，乾嘉年间在扬州的泰州、东台等地开设布号，获利亦很丰厚。汪时鸿之祖籍虽系皖南旌德，但一生多半在扬州活动，按照碑记中的说法：“而吾家桃花潭水间，亦先后具有微缘若此。”

太平天国战乱以降，旌德汪氏族人多从家乡出逃至扬州府避难。咸丰十一年（1861）的夏秋之际，汪时鸿全家一时四散，其长兄汪时培奉其大伯母“窜入宁国山里，绕建平、东坝、溧阳，由江南偷渡江北，适干净土之泰州，长、次两嫂各挈一婴孩与俱来，幸无恙”。在烽火连天的动荡岁月，创造了一个逃难奇迹。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中有“徽州府至扬州陆路图”：

徽州府六十里至绩溪县七十里至

主岭九十里至宁国县四十里至

塘泥岭五十里至张冲岭六十里至

建平县三十里至梅渚镇用艮[银]二钱五分，雇舡至镇江府。九十里至

溧阳县九十里至金澶[坛]县九十里至

七里桥此桥下出，七里至丹阳县三十五里至

新丰镇三十五里至丹徒镇十五里至

镇江府用元钱卄文，雇船过江，勿答［搭］船。十八里至瓜洲镇用元钱卅文，雇小船进扬州。四十里至

扬州府出晒白布、暑袜、手巾、履鞋、麻窝，东水关买。

由此可知，汪时培一行人所走的路线大致如斯。这段路程偏离水道和陆路交通干道，走向系沿着山脉和分水岭，行程虽然辛苦，却是一条逃亡的捷径。此后大量族人相继赴扬州府投奔，给汪时鸿一家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群萃于斯，年深月累，遂不支”，布号先后易主，只有承茂号店还在勉强维持。后来布业衰歇，全家搬至扬州，“专以馆谷为家计”，生活上陷入困境。汪氏族人多经营布业，其中也有参与经营典当业的。 汪时鸿的儿子汪尔玲即是如此，先是“习贾于高邮之临泽镇为典业”，之后又调江都县仙女镇“改业扬州城市之衣庄”，此后到南陵县学习典业。由于汪时鸿“以客为家，久侨寓扬州”，为方便照应，遂谋调回扬州左卫街的典当铺。

此外，汪氏族人亦有专攻学问者。汪时琛（原名汪时深）“在扬州处馆”，光绪元年（1875）中举，光绪九年（1883）进士。族裔汪声玲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据《安徽白话报》1908年9月报道：“有一位旌德人汪勋，寄寓扬州几十年了，前年他同一位丹徒人华君朗三，开办了一所求是两等小学堂，规模美备，听说明明年还要大加扩充呢。”根据其信息推测，汪勋很可能也是汪时鸿家族人士。

汪声玲日记

汪时鸿家族仍与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从扬州到旌德的路程颇为艰苦，汪氏家人仍坚持将亡人灵柩运回故乡。汪时鸿的儿子汪尔玲自扬州携母亲和妹妹的棺榇归里，详细记载了行程经过：

计从扬子江而大江，而芜湖内河，而泾县滩河、簰河，以达旌德之三溪河，既复水又重山，夫然后抵我板桥故里。筮期在冬月，河流已浅涸，须预筹归母榇。母有少女瑢玲，已及笄，在室亡，权葬海陵十余年。尧孙其奉祀犹子，先于八月迁小姑榇来扬，遂于九月廿六日同移榇上宣船。宣船者，我宣州郡平底船，能行长江入内河至滩河，再由滩河前行，则非竹簰不可，俗谓之簰河。行簰河靡定期，或十日八日到三溪。从此登陆，山路崎岖，虽日行三四十里，不啻百数十里，以见长途不易，又皖南一蜀道之难也……时在初冬十月，于泾乡簰河中与仆子玉祥，霜天露宿沙滩七八夜。

这段路程耗费近二十天，路途可谓艰险至极，漂江过河，跋山涉水，甚且在初冬十月间露宿滩头。而在此前，汪时鸿还千里迢迢返乡数次，花费不少心血，预先将妻子的墓修得颇为壮丽。他在传记中细微地描绘了欣赏家乡风景的感受：“从扬州来者，颇似睹隋堤烟景，而木桥，而水碓，而远近大小村落，望去更如辋川图画中。”专门将风景与扬州做了对比，显得直观而亲切，也折射出汪时鸿对两地的感情。

四、旌德商人、文士与扬州

与徽州府毗邻的宁国府，明清以来逐渐形成了宁国商人这一群体，与徽商一同构成皖南地区外出经商的主体。宁国商人出自宁国府南部丘陵山地的泾县、旌德、太平等三县，它们靠近徽州北缘，与徽州地理环境相似，人文相近，明清以来亦发展出一定规模的经商风气。但作为徽州的邻居，来自宁国府的商人群体也被徽商的辉煌业绩所掩盖，以至于后人在盘点“中国十大商帮”时，并没有为之单列一个位置。当前学界对宁国商人和“徽宁商帮”的宏观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相关领域的微观研究却寥寥无几。

明代中后期以降，宁国府南部丘陵山地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经商行为，其中旌德受到人口增长、生态压力和徽商交通线商业文化辐射等因素的叠加，商业化气息表现得尤为明显。早在康熙间，宁国知府佟赋伟就称：“惟旌地狭人多，田土硗确，物产无几，故富者商而贫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间，居积通易，以致富厚。”在他看来，旌德外出经商风气之所以非常突出，应该与生态压力密切相关。旌德在宁国府各县中自然条件最差，人口压力最大，这是本地经商风气浓厚的地域背景。

在清前中期，旌德商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苏北主要集中在扬州、泰州两地。旌德江氏在扬州开有数家药肆，其一为多子街（即今甘泉路东段及附近）的天瑞堂药肆，其二为小东门三之栈药肆。旌德江秋元的堂侄江某，“向习成衣，寄寓扬州，咸丰初为贼掳去，日久得官”，原系在扬州当学徒。西关人汪上珍年少时侨居扬州。吕廷荣继承父业“理鹾政”，在扬州享有声誉，其人可能为旌德籍商人后裔。

传统时期扬州作为苏北中心城市，在经济、金融等方面颇具优势，“扬子江流域，由汉口至上海，南北两岸各省市之银钱业，吾扬滨江洲中人占多数，向有“洲帮”之称，与浙省宁帮，皖省徽帮，足以相埒。”旌德朱氏兄弟二人是金融商人与政客维持利益关系的典范，朱德沛曾在安庆习典业，受到李鸿章之长兄李瀚章的赏识，派他前往扬州左卫街创设济源公典；其弟朱德澍亦被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委以重任，负责管理淮盐业和扬州典业，著有又作《典业四箴》一书，对业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此外，朱德澍书法亦佳，获得扬州文人之认可。

与商人活动息息相关的旌德会馆，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扬州有两座旌德会馆，分别位于弥陀巷南头和埂子街愿生寺，后者一直得以保留至今，并列入《扬州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商人对会馆的捐输也突破了地域限制，如前揭旌德盐商朱德澍，“捐款修旌德会馆于京师，盖施舍不吝，见义勇为，天性然也”。旌德会馆还得以吸纳仪征县乐仪书院的存款，每年利息银十八两。此外，在扬州附廓县甘泉境内，旌德商人置有旌德义冢。以礼村戴氏宗族商人为例，该族在扬州北门和西郊外置买了数处坟茔。其中，商人戴申廷还在当地设立捐櫘公所。

太平天国战乱对旌德商人的冲击很大。战争初期太平军直捣南京，很多人从苏南战区撤回家乡。太平军进占皖南后，大量居民被迫出逃至江右、江北。旌德商人的应对方式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躲藏本地或逃到徽州，这是乡土居民的本能反应，但居民面临长期频繁逃亡和被各种势力敲诈勒索“打秋风”的危险，商人与绅富大多难以生存。一是逃亡外地投靠经商的亲族乡人，于是扬州、六安、汉口、江西和福建等地成了避难地。在这其中，因缘际会，使扬州成为许多旌德逃难者的目的地。如旌德朱德沛一家则由原籍逃往江北，在常州奔牛镇遇太平军，夫人遇难身死，只身一人逃至扬州属地仙女镇，后又迁居扬州。

太平天国战乱一结束，扬州商业立刻又活跃起来。朱则诚同治六年（1867）到扬州贸迁，发迹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将商业拓展到庐州府，“筦合肥义和衣典业，兼管安庆、亳州、舒城、全椒、巢县、五河等分肆十余所，每岁出入数逾百万”。由此可见，扬州一直是旌德商人的重要活动地。值得一提的是，旌德商人对扬州商界也有所影响，清末高邮县的布业非常繁荣，据说该地布商“眼法在旌德帮之上”，可见“旌德帮”俨然成为这里的行业标准。旅居扬州的旌德商人中，逐渐聚集和衍生出一批士绅文人。在扬州地方志书中，收录了曾客居扬州五年的旌德名士姚配中，以及泾县名士包世臣；《续纂扬州府志》所载战时殉难流寓者中，就有来自旌德县的江洪作、刘某、刘泮元、任锦祥、吕长祥等五人，以及相邻的太平县胡宏才一人。张鸿为扬州庠生。嘉道年间，旌德诗人汪坤交游广泛，曾在扬州集诗人为会。汪坤之弟汪圻出生于扬州，工于绘画，有著作流传于世。旌德旅扬士绅李根仙与扬州名士郭沅私交甚好。扬州著名文人社团冶春后社创于清末光宣之际，旌德江汉（即江石溪）是其中一员。旌德江汉（即江石溪）是其中一员。旌德秀才朱德颐在扬州开馆授徒。

五、小结

清末以降，随着徽商与盐业城镇、文化的衰落，扬州的市景发生了巨大变化。笔者根据文献资料推测，旌德商人在扬州的活动比较广泛，但一直没有找到较为深入的个案。清末旌德商人汪竹铭的产业汪氏小苑虽然保留至今，似未看到与该家族相关的文献材料。汪时鸿撰《重修平山堂记》的发现，客观上反映了旌德旅扬士绅对民国初年扬州风貌的认知。作为外地客商的后裔，他在碑记中重点谈到扬州一地之兴衰，将之放到整个国家历史的大局势中予以观察，体现了对于扬州经济、文化的认同和关切之情。结合他所编撰的家谱文献，可以构拟出汪时鸿及其家族在扬州的活动空间。综而述之，此次考察所见的碑刻资料，有助于细化清末民初旌德旅扬绅商的活动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献材料与田野资料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