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一战伤亡很小的日本其战果为何远超中国

原标题：程万军：一战伤亡很小的日本其战果为何远超中国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执意称帝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专心对内，无意参战，怎奈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必须要站队、表现站在日本一起，所以，在日本的力主下，北洋政府硬着头皮宣布参战。加入了英法美日领衔的协约国一方。

然而，疲于应付内战的中国军阀哪有多余的军力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办？

好在日本及协约国也并没有看上中国军队，并不需要中国军队支援他们，他们看上的，是中国独特人群：劳工。

有资料称，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向欧洲战场派出了14万劳工，也有说超过20万，无论是14万还是20万，这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庞大人群。须知，日本在一战的作为，主要是在中国青岛战场对德作战，参战人数2万3千人，整个一战中日本在参战国中阵亡人数最少，仅300人，而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上漫山遍野，阵亡了足有5000人之多。

为什么协约国及日本对中国劳工情有独钟？

当时日本有个著名政论家，叫德富苏峰，这个德富苏峰在当时日本影响力，相当于梁启超对中国的影响力。

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不可忽视真实原因是因为有苦力的存在，那些在树下弯着背、把脚踏在石头上的人兽难辨的苦力们，才是使中国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 他在赴中国《七十八日游记》写到：没有一个李鸿章没有关系，但是没有苦力中国的影响就变成零了。

“在世界列强要被文明病所麻痹的时候，苦力以他们动物般的精力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发挥作用，对中国来说，这比百万大军还要有力。而且，中国人的生命力和国民精神也在苦力的身上体现了出来，苦力是中国的恩人、救世主，也就是苦力大明神。”

当然，德富苏峰同时指出，中国最便宜的是人命。他们任何时候都能拿物品和人命进行交换，廉价对待人命正是中国能够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可怕势力的原因之一。

那么，这种中国苦力的成因究竟来自哪里？在于政府还是民众自身呢？

德富苏峰发现，在面对任何灾难时，中国人几乎都是个人主义者。中国人必须靠自己，因为政府指望不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不依赖政府的了……中国人是独立自主。”在这种“独立自主”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放弃——“政府就连指甲垢那么一点点关照国民的心都没有”，国民则没有兴趣关注任何与个人无关的公共事务。

德富苏峰甚至为中国劳工打抱不平——“把政府当作了整个国家，以为富政府就是富国，为了富政府，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使人民愤怒，使人民痛苦，这样作难道合适吗？”

德富还把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生命观做了对比：日本人珍惜生命，而且不拘泥于此，不怕死。中国人一边把人命看得不值钱，却又怕死。日本人像男子汉，懂得羞耻，所以强势有力。中国人不像男子汉，不懂得羞耻，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也强势有力。

此番对照，令日本人欣赏中国苦力的真实心态一览无余：不是出于佩服，而是因为他们可以替日本人去干“高贵人”不愿干的活。一战中死了300人的日本，攫取的利益却与英法不相上下，可谓远东最大赢家。而付出5000人生命代价的中国，却处处看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同样的东方国民，不同的死亡价值，生命承受之轻重，可见一斑。

一战死亡三百人的日本，其战果为何超过阵亡五千人的中国？因为他们死的是战士，我们死的是劳力，他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却是只会干活不能战斗的“木牛流马”。

况且，一战中自始至终没有出一兵的中国，家门口的敌人还得靠“友邦”清除。青岛战役，日德交战，而北洋政府就像日俄战争中的清政府一样，在本国领土的争夺中作壁上观、成为瓜众。

1919年，一战结束，在重新排世界座位的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谈判代表顾维钧等表现很出色，但外交毕竟最终要通过国力来说话。会上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和会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 不仅如此，战败国德国的在青岛特权还转给了日本，付出重大劳工伤亡代价的中国虽然名为战胜国，但胜利的战果只是换个宗主。

事后，中国爱国青年掀起五四运动，把耻辱归结为帝国主义，指责外交官是卖国贼。殊不知，旧中国的病源，从来都是先有祸国者，后来侵略者。这就像树与蛀虫的关系一样，是树朽了，蛀虫才来，没有树未朽，而蛀虫入的道理。当时中国虽已是民国，但却并非民之国，而是军阀土皇帝的天下。在他们眼里，只有丛林法则，哪有什么民命关天。试想如果北洋政府善待本国同胞，一战不送他们当炮灰，或者出兵保护本国劳工，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列强们又怎敢视中国人命如无物！